在今年的央视春晚上，有这样动人的一幕。全国人民一起唱起了生日歌，祝105岁女红军王定国生日快乐。那一刻，王奶奶的眼里闪耀着晶莹的泪光……“只有共产党，才能救妇女。既然共产党要长征，要走很多很多的路，那么我就一直跟着走下去。”王奶奶她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

　　更名重生

　　1913年2月4日（阴历大年三十），一个名叫王乙香的女婴，出生在四川省营山县安化乡一个雇农的家庭。彼时，中国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王乙香六七岁时就参加劳动，帮母亲给人家推磨。她的妹妹活活饿死，父亲因劳累过度离世；因为没钱安葬父亲，三岁半的二弟被卖掉，换回四块棺材板和两升麻豌豆。王乙香15岁被卖去邻村李家做童养媳。人生的寒冬，磨砺出王乙香顽强生存下去的意志。

　　1931年春，她幸运地认识了杨克明、张静波等一批地下党员，从他们口中得知山外面有一个“没有压迫、男女平等”的新世界，女孩子不用裹脚，不被打骂，可以读书。王乙香激动不已，她给自己改名王定国，希望从此改变命运。

　　她剪掉了长发，扔掉了裹脚布，积极配合当地的农民协会动员妇女参加农民协会。地下党的同志和舅舅凑了40多块银圆交给她的婆家，终结了她不幸的婚姻。1933年红军解放营山，王定国带着同乡400余名妇女集体参加了红军，成为有着400多人的妇女独立营的营长。

　　1934年3月，敌人下令禁运一切生活物资，企图困死根据地的军民。在这紧要关头，四川省委号召革命妇女组织起来，以实际行动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成立“卢森堡经济公社”，指定王定国担任社长。她接受任务后，看到军民没有盐吃，于是团结全社妇女，日夜奋战，顽强拼搏，终于打出九口盐井，解决了根据地吃盐难的大事。

　　当时四川遍种鸦片，城乡吸食鸦片烟的人很多，严重地损害了健康，更重要的是影响了红军兵员的扩充。于是王定国制订了一条规矩，凡是家庭成员中有吸鸦片烟者，公社就不售给他全家盐吃；待彻底戒烟后，才能给他们供盐。因为盐是人体必需品，缺盐就全身无力，甚至难以生存下去。如果家庭中有一人吸鸦片，其他成员就会群起而攻之，促使很多人戒了鸦片烟，打了一个相信群众发动群众的大胜仗。老百姓主动向红军靠拢，革命的种子真正在当地生根开花。

　　长征路上

　　1935年，喜欢唱歌跳舞的王定国调到红四方面军前进剧团，随军参加了长征。1935年6月的一天，红一、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王定国在雪山脚下的河边洗衣服，一位留着胡子的老同志从桥上走过来对她说：“小同志，请你帮我把两件单衣合起来，中间加些羊毛，缝成一件羊毛衣。”“好的，我明天给你送过去。”王定国一口答应了老同志的请求。这位老同志就是跟着大部队长征到延安的谢觉哉。

　　1936年2月，剧团随红五军来到党岭山下，凌晨3点，部队向山顶进发，按规定必须在12点以前翻过山顶。为鼓励红军战士奋勇登山，剧团战士站在冰天雪地里当拉拉队。山风卷着雪花，漫天飞舞，单薄的军衣抵挡不住风雪的侵袭，越往上爬，空气越稀薄，呼吸越困难，一步一停，一步一喘，谁要是坐下来休息，就很难再站起来了，因此每个人都拼尽全身力气，相互搀扶着前进。还有人踏虚了脚跌落雪坑，剧团老炊事班长张德胜就是跌进雪坑牺牲的。眼睁睁望着老班长滑下去，被大雪埋得无影无踪，王定国失声痛哭。这时，指导员带头唱起《雪山行》，用歌声激励大家继续前进。一路上，他们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翻越了夹金山、梦笔山、长板山、仓德山、打鼓山。

　　曾经有一篇名为《九趾红军》的报告文学，故事主角原型就是王定国。王定国很轻松地告诉孩子们：天太冷了，脚冻僵了，用手一摸，脚指头就掉了，用布包扎一下，继续跟着队伍往前走。

　　王定国的长征路是唱着歌走完的。过草地时，王定国的体重只有50多斤。“要是胖的话，哪里过得来啊，踩到泥潭里就陷下去了。”王定国说。树皮、草根、皮带、皮鞋都成了红军战士的“粮食”。如何把牛皮鞋底制作成“美味佳肴”？王定国所在的文工团编了一首打油诗四处传唱：“牛皮鞋底六寸长，草地中间好干粮；开水煮来别有味，野火烧后分外香。两寸拿来熬野菜，两寸拿来做清汤；一菜一汤好花样，留下两寸战友尝。”乐观的歌声，穿透了黎明前的黑暗。

　　伉俪情深

　　1936年底，王定国随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征战甘肃河西走廊。12月5日，剧团奉命慰问红九军，不料与马步芳的部队遭遇。王定国等30多人被敌人抓入牢房。“白天，不见太阳；夜晚，不见月亮。房阴森森，人孤零零，只有豺狼把牢房。”多年后回忆起被俘的境况，王定国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不叛变、不泄密、不出卖组织，千方百计营救战友，是王定国那时的全部信念。

　　1937年8月，党中央在兰州成立八路军办事处，全力营救被俘的西路军官兵，当时任八路军办事处党代表的是谢觉哉。经过多方斗争和努力，被俘的同志脱险了。组织安排王定国在办事处工作。经彭加伦介绍，毛泽东批准，1937年10月和谢觉哉结婚。在延安时期，王定国先后担任边区政府机关党支部书记、行政秘书、延安市妇联主任。

　　结婚后有一次，谢觉哉写文章时让王定国去办公室拿《西北日报》，拿了三次都没拿对，谢觉哉就奇怪地问：“怎么回事？”王定国难堪地说：“我不识字。”谢觉哉听后恍然，说：“不用怕，我教你。”一个愿教，一个愿学。二人既是伴侣又是师生。

　　“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王定国明白爱需要不断提升自身能力，才能弥合双方年龄、身份、文化背景的差异。在他们相伴的三十四年中，王定国以惊人的毅力跟着谢觉哉学写诗词，练习书画，从大字不识的文盲成为书画俱佳的文化人。

　　王定国一直工作在谢老身边，偶然因事分离又总是书信往来。见字如面，是那个年代最纯情的告白。1953年5月15日，40岁的王定国送给丈夫谢觉哉一篇诗文：“谢老，自从我们在一起，不觉已近20年。互相勉励共患难，喜今共享胜利年。今逢你七旬大寿，我无限欢欣。正当可爱的春天，正当祖国的建设年，花长好，月长圆。为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祝你万寿无疆，祝你青春长远。”谢觉哉以“后乐先忧斯世事，朝锄暮饲此中天”诗相和。后来，王定国坚持写作，出版了《后乐先忧斯世事》一书，这本书遴选了她从1937年起所写的上百首诗词，更记载了她工作生活中的深浅不一的脚印。王定国25岁，敌人的弹片击断了腿骨；72岁，一起意外车祸使脊椎受伤；75岁，癌症切除手术在身上留下30多厘米的疤痕，可手术第二天就起床作画。“国姐出生天地间，犁尽万水千山难；血汗凝情思，留下珍珠串串。”这是开国少将杨国宇送给王定国的题词，王定国的诗书就是血汗凝成的珍珠。

　　清廉家风

　　在延安时，陕甘宁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王定国率领的生产小组种的蔬菜、养的猪几次在边区生产展览会上获奖。让王定国尤其自豪的是，毛泽东主席看了展览非常赞赏，亲自题写“再接再厉”的劳动模范奖旗作为嘉奖。毛主席常常风趣地说：“谢老好哇，堂客（即妻子）又勤劳又贤惠”，“谢老有福，有个贤内助”。

　　20世纪50年代，王定国的孩子还都是小学、中学的学龄儿童、少年，多数又住校，王定国就利用周末时间从吃、穿、住等各个方面讲述自己从前的艰难经历，甚至包括给李家做童养媳的经历，帮助孩子们忆苦思甜，事无巨细地关心与教导着成长中的儿女们。

　　而谢觉哉建国后担任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面对湖南老家过来投靠自己谋取职位的亲戚，他写了一首打油诗以示拒绝：“你们说我做大官，我官好比周老倌，起得早来眠得晚，能多做事即心安。”周老倌，姓周名奇才，是谢觉哉同村的一位勤勤恳恳的老雇农，在旧社会里一直给人当长工，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但他心灵手巧，能做各种酒菜，乡间婚丧大事，都请他去做饭，是一位可敬的老人。谢觉哉曾写诗称赞他。诗曰：“生来脸黑号奇才，诚实勤劳口少开；越吃苦来心越静，晚年耳更不闻雷。”谢觉哉的这首拒绝谋官者的诗显示了他为民为国的共产党人本色和清廉正派的风范。

　　王定国受谢觉哉影响颇深，同样对家人严苛、对群众热情，对此大儿子谢飘曾经难以理解：母亲虽然为很多人写过推荐信，却从来没有在他考学、当兵、提干、复员直到退休的任何一个阶段为他说过一句话。

　　“过了很长时间，我才慢慢懂母亲。”谢飘说，“母亲一直教导我们学本事、干实事，做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1971年6月15日，谢觉哉与世长辞。谢觉哉去世后，按规定遗属可以继续住原来的房子。王定国却主动找到组织：“我不是遗属，我有自己的工作，我是什么级别就住什么房子！”随即遣散了秘书，退掉了司机，搬出了带院子的大房子。

　　1984年是谢觉哉诞辰100周年，王定国和孩子们决定，将谢老生前省吃俭用收集的两万多册线装书（其中不乏各个朝代的珍贵版本），捐献给中央档案馆。

　　80年代筹备长城保护协会时，王定国认为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但当时长城破坏严重，周边老百姓盗掘青砖修补房屋，这让她忧心忡忡。协会筹建之初，没有一分钱经费，王定国就找到砖窑，拉着烧好的砖，挨家挨户去换老百姓盗掘的长城砖。

　　中国长城学会成立以后，王定国坚持“三不要”原则：不向国家要经费、要编制、要办公场所，王定国当时在北京东城区翠明庄的家成了办公室，工作人员日常吃饭在翠明庄附近的食堂，费用都是从王定国离休工资里扣除。

　　当这些组织发展起来，王定国却选择了淡出，把名利都让给别人，也许在她看来，与吃水比起来，打井更重要。

　　这就是王定国的“家国”情怀，从来不问自己该得到什么，而是总想自己该对国家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