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解字》对“儒”进行这样的解释：“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真正的儒者既具有《说文解字》所强调的外柔，也具有《论语》中孔子所说的“刚”和“毅”。《孔子家语》中对儒者的论述，既详实，又精辟，对儒者之风的崇拜，化为从政者之德，夯实执政基础、提升执政能力。

　　修身

　　古人十分重视个体的礼仪习惯。通过对个体礼仪的考察，判断其是否具有修身的条件。《孔子家语》中描述儒者的穿衣仪表是这样的：“儒有衣冠中”，强调儒者穿衣不标新立异，应恪守中道。在儒者看来，衣服不仅是物质层面的衣服，更是一种象征。这种象征可以确认某种社会秩序，制约个体各种嗜欲。穿衣俭朴成为儒者追求的一种境界。儒者对穿衣俭朴理念的提倡，影响到执政理念。这就导致许多有作为的朝代率先垂范，以俭朴示人。汉文帝经常“衣绨衣”，“宫室苑囿狗马无所增益”，“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汉文帝得以开创文景之治，被司马迁称为：“德至盛也”。唐太宗以节俭约束自己：“朕今欲造一殿，材木已具，远想秦皇之事，遂不复作也。”用节俭规约官员行为：“自王公以下，第宅、车服、婚嫁、丧葬，准品秩不合服用者，宜一切禁断。”唐太宗执政期间就出现了“风俗俭朴，衣无锦绣”的社会氛围，为贞观之治奠定了重要基础。通过带头节俭，以节俭示人，象征意味比较浓厚，这种象征能够确立良好的统治秩序，能够遏制不良嗜好的蔓延。

　　古人强调礼仪的同时，对化为人的内在道德修养更为看重。《孔子家语》中说：“儒有澡身浴德”，强调儒者沐浴身心于道德之中。儒者之德主要体现在谦虚地陈述建议以期朝廷的采纳;不会因为面对地位卑微的人而生傲心;不会因为超过能力不足的人而过分炫耀自己;高手如云时不妄自菲薄;世道混乱时坚守正道而不沮丧;不结党营私、不诋毁同僚。儒者的这些道德被称为“特立独行”。儒者的道德修养被赋予许多理想化色彩。这些理想化色彩如果被接受并且转为现实行动指南，可以极大地改良社会风气。唐代名臣房玄龄就是官员中儒者的代表。房玄龄在李世民执政期间，作出了巨大贡献。房玄龄对己要求严格，十分注重用道德品质约束自己的行为。房玄龄病危之时，仍上奏劝谏朝廷慎待东征，“罢应募之众”，还百姓太平生活。在总览朝务过程中，房玄龄能够不骄不躁，“不以己长格物”，同时又能做到欣赏他人的长处：“闻人有善，若己有之。”多次谦辞重要职务：“拜太子少师，固让不受”，“加太子少师，玄龄频表请解仆射”，等到他“进拜司空”，仍坚持“抗表陈让”。谦虚谨慎的态度被李世民推为贤相的代表。房玄龄把自己修身之要写在屏风之上，命令自己的孩子熟悉在心，表明传递修身法则的坚定决心。

　　处世

　　为人处世是一门大学问，里面存有太多内容。如何良性处世，得到良好处世结果，是一件难得之事。儒者之处世，既有通过学习以期提升丰盈自己，更好地运用知识思考和解决社会难题，又有弘扬正道的气场和使命，更好地塑造社会形态;既有按照中和原则去行事，又有交友涉世以方正为准则，以期得到更好的理想效果。《孔子家语》中说：“儒有博学而不穷”，对知识孜孜不倦地学习和汲取，是儒者处世的前提和基础。“博学以知服”，运用所学到的知识指导自己如何处世。“慎静尚宽，底厉廉隅”是儒者弘扬正道的表现，既有柔和宽容一面，又有端方刚毅一面，做到刚柔并济。

　　北宋宰相吕端既能做到“慎静尚宽”，又能做到“底厉廉隅”。当时任同知枢密院事的李惟清被降为御史中丞，怀疑吕端排挤他，于是设计陷害吕端，吕端得知后说：“吾直道而行，无所愧，不足虑也。”这体现出吕端对此事的处理十分泰然。宋太宗去世后，宰相吕端在关键时刻保卫政道的正统性，又凸显出他刚毅坚强一面，“吕端大事不糊涂”说的就是这个事。《孔子家语》中说：“礼必以和，优游以法”，这是强调儒者要以中和为原则为人处世。在古代官场，如果官员权力大了或者权力不大，都容易以权压法或借权避法;而儒者无论在哪种情境下，都能依照法律规定进行处世。儒者交友秉持“义同而进，不同而退”，强调“合志同方，营道同术”。建立在志同道合与互相信任基础上的友朋关系，就会共同努力为社会公正、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去做事。这样交友处世利于国家和人民。真正的友朋应该持静不动，志向不改，这样的交友行为是值得提倡的。

　　荐贤

　　中国古代具有宝贵的察人知人用人思想。很早的时候，先民就认识到了人才对于国家治理来说具有重要的作用。“得贤则能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儒者在推举人才方面具有独特的眼光。《孔子家语》中儒者对荐贤内容和目标进行归纳。“儒有内称不避亲，外举不避怨”是儒者荐贤的风格体现。从国家治理角度来看，只要是能为社会进步、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作出巨大贡献的人才都能称得上是贤才。推荐这些贤才超越宗族界限，能够做到为国荐贤，这种胸怀识器是颇为难得的。

　　儒者荐贤的目标是“君得其志，民赖其德。”真正能从国家和人民角度进行荐贤，使得贤良之才为国为民服务，既是贤良之才的幸事，也是国家和人民的幸事。儒者荐贤的初衷是：“推贤达能，不忘其报。”“苟利国家，不求富贵。”能够抛开个人利益和恩怨，从国家和人民的角度荐贤，这是需要境界开拓和胸怀开阔的。三国东吴的名将陆逊，被当时会稽太守淳于式批为“枉取民人，愁扰所在”。陆逊听后不仅没有生气，反而在与孙权交谈过程中“称式佳吏”。这种称赞与举荐是对淳于式做官杰出表现的肯定，出于公心、为了国家和百姓而发出的真挚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