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超是湘军第一猛将，若挖根子，此公出身羞与人言，当年穷得短裤都没得系，先在铁匠街豆腐坊当杂工，碛坝盐场拣煤炭花，在老家四川活不下去，跑来长沙打工。到了后来，他在长沙也活不下去了，便称了二两猪肉(打工之所有收入)，当回饱死鬼;买了一瓶农药，相约与老婆当茶喝。

　　有人感觉不对劲，“往叩门，则户键矣，毁门入，鲍夫妇方对案举箸。”夫妻俩抱头痛哭，见者陪哭。穷人活不下去了，也要活，怎么活?当兵去。鲍超自此加入湘军，也因死过一回了，不怕死了，枪林弹雨不在话下，出生入死不再惜死，都司、游击、参将、总兵，一路高升;转战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广东;官至提督，封子爵，卒谥忠壮。

　　鲍超有权了，确乎也就有钱了，贪性膨胀起来了，按曾国藩说法是“利心太重”。他一边勇猛作战，一边生猛贪钱。军饷本按人头发的，鲍超一是虚报人数，二是克扣银数。本来只有八千军马，他说有一万二;本来是每兵月薪二两，他只发八成;战事正酣，他打个暂停手势，转向曾国藩要钱。呵呵，真给学者口实呢，穷凶极恶哪。哎，哪是穷凶极恶，分明是欲壑难填。

　　曾国藩对鲍超真个是蛮喜欢的。鲍超作战起来，敢打敢冲，曾国藩多次给他报功，朝廷也不吝啬爵位，“着赏穿黄马褂，以示优奖”。谁想鲍超名也要，利也要，好处全要。曾国藩理学名臣，不以纵腐来笼络人。鲍超那回又打报告来要军饷，同治元年(1862年)十月初十，曾国藩在其报告上作了批示：“来缄阅悉……缄称到饷二万，止能散给七日，殊不可解。贵军门不愧名将，惟利心太重，不足服众。闻近日催提各营截旷之银，汇送贵军门处，有此举否?”有人举报你，你截留挪用军费，索拿卡要军饷，有没有这回事啊?

　　曾国藩敲打鲍超，不拐弯，不含蓄，直言其“利心太重”。这话重不?定性之言外，还稍带提了下检举信。鲍超读到领导这般不讲情面之批评，脸不红红，汗不出出?曾国藩继续诲语不倦：“为统帅者，欲服将士之心，在不争将士之利。前于四月二十一日，密寄一函，曾言利之所在，当与人共分之;名之所在，当与人共享之。”

　　鲍超名利思想甚重，曾国藩不止这次敲打。前头几月，合围打青阳，鲍超又报功。曾国藩没在作战方案上说什么，先告诉他，你又立功了，朝廷又给你名了，然后笔锋一转：“名位日尊岂有怕穷之理?常使在下之将官多占些便益，士卒多沾些恩惠，则人悦服。切不可处处打算，惹人议论。得了名就顾不得利，莫作名利双收之想。但立名扬万古之志，此是金石之言，贵军门当牢记，牢记。”

　　名利不双收，或是作家艺术家之痛，名气虽大，利润却小。陶潜杜甫蒲松龄，焚膏继晷，兀兀穷年，写出那么多心血之作，却穷得不能举火，也是伤心事。文人要利，是没工资的，靠自个儿稿费谋稻粱，不写便没钱，稿费也低，名不副利，确是作家之痛。

　　然则官人商人呢?则是不能作名利双收想。官人非此间情形，官人有工资，有福利，按曾国藩说法是“名位日尊岂有怕穷之理”。官人按劳取酬，富贵不能，饿死不会，日子是过得去的。如作利想，如何牟利?便是贪，便是贿，便是腐;便是刮地皮，便是榨民膏，便是盗国帑。官人爱财，取之无道，已然违规，已然触法，清名还想要么?要名不可要利，要利不能要名。要名要清名，不能要臭名，不能要形象工程名、劳民伤财政绩名，“但立名扬万古之志。”牢记，牢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