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书达理、清正廉洁、士风浩荡,是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标准写照。他们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所肩负的社会责任,不为五斗米折腰,不向权贵低头。在明代就有这样一位士子景旸，不为权势和利益裹挟,坚守道德操守高地， 恪守清廉为官底线，被誉为“士子师范”。

　　景旸（1476-1524年），仪真（今江苏仪征）人，字伯时，号前溪。弘治十一年，景旸考中乡试举人；正德三年，会试考中第三十四名，殿试夺得第二名，授翰林编修。景旸从小就聪明过人，写得一手好文章,与蒋山卿、赵鹤、朱应登，并称江北四才子。明朝弘治年间的三君子之一的刘大夏读了他写的文章后称赞惊呼“此国器也”，也就是说他今后一定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景旸从不以巧言令色取悦于人，不随波逐流，不患得患失，始终保持起码的士子本色，在当时物欲横流的官场中不失为一股清流。他在京城当官时正值太监刘瑾专权，搜刮钱财，专擅朝政，镇压异己，斥逐廷臣，可谓飞扬跋扈，不可一世。朝中大小官吏见到刘瑾都毕恭毕敬，连大气都不敢喘，只有景旸等少数几位翰林大义凛然，刚直不阿不去依附。景旸对自己要求严格，曾写了一篇名为《自罚》的文章，深刻地检讨自己。“虽职天子近侍，在重彩之列，然史局不责以史事，经帷不责以进讲，既不得成启沃开导之益与磨研编削之功，而退复不束修自励，而恬享大官之赐，美服而安坐，于心能自宁乎？”正是景旸这样的一批人不媚俗,不畏权势,守卫住为官底线，就连刘瑾也“见旸仪度端整，甚礼重之”。

　　景旸为官清廉简朴，做事严谨细致。在任经筵讲官时，专门负责为皇帝讲解经义。每次进讲，他必“越宿斋沐，觊有所感悟。”认真做好讲解准备，努力做到把经义讲透彻。甲戌年（1514年）会试，景旸做同考官（协助主考官阅卷），他非常敬业，几夜都不睡觉，唯恐耽误了国家取士的大事，耽误优秀举子的前程。史载这一科“去取精当，故多得人”。稍后，景旸升任国子监司业，与六馆诸生讲说学问，无论严寒酷暑，绝无松懈。正德十一年（1516年），景旸出任北京国子监司业，北京国子监始建于元朝大德十年（1306年），是我国元明清三代国家管理教育的最高行政机关和国家设立的最高学府。虽为国子监司业，每次升监，他都骑一头瘦弱不堪的牛，旁人看见都觉得很难堪，可景旸却丝毫不在意。时任内阁首辅的梁储（1451-1527年）对他评价很高，说：“成均士子师范，非君不可。”意思是说你是国子监这些读书人的楷模，这个评价应该说是非常之高。士子本身一方面“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另一方面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本身就难能可贵，而景旸又是这些人中的杰出分子。

　　这里不得不提“景旸退米”的典故：当时南方士子为考取功名竞相奔走，寻找捷径。景旸凡遇请托，一概谢绝，士风得到纠正。但景旸对于上门求学的人从不拒绝，每每耐心讲解，寒暑不辍。负责典簿的官员，见他清贫，在给他送俸禄时，私下里多给了他一些禄米。景旸得知后，全部归还，并训斥典簿官说：“我虽贫困，但你也不能败坏我的名声啊。”典簿十分羞愧地走了。

　　士子师范的景旸，在生活中也可谓要求严格，十分简约至孝，讲究诚信。他穿着如同布衣百姓一般，吃饭时用小碗盛一点盐，食菜时蘸少许以改善口味，旁观者无不唏嘘，而他视若不见，怡然自得。景旸对母亲十分孝顺，母亲双目失明后，他不辞辛苦用心四处寻找药方为母亲治病，每天早晚坚持为母亲祈祷，忽然一日，母亲双目炯然一片光明。人们都说这是景旸的至孝之心感动了上天的结果。他为人讲诚信，一诺千金。他有个姐姐，早年守寡，景旸待她如母亲一般照料，为姐姐的子女操办婚嫁，聘礼嫁妆都按礼数悉数齐备。

　　景旸一生秉持着优秀的道德品质、高尚的家国情怀、自强不息的社会担当，成为“士子师范”，终得留名千古。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饱经忧患、历尽劫难而绵延不绝地发展壮大，其中这种家国情怀和士子精神，一直在起着身体脊梁的支撑作用，永远值得我们去学习、去继承，去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