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经邦，人才为急”，古今治理，都把人才放在首位，所谓“得人才者得天下，失人才者失天下”。然而，人才的标准是什么?人们常常说要“德才兼备”，把德与才作为用人的两个重要参数，那古人是如何把握德与才的尺度的?

　　重德始终是用人底线

　　司马光言，“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古代君主用人，多取德才兼备。考诸历史可以看出，在天下纷乱时，往往更看重才干。而国家安定时，对德行的重视度就大幅提升。在非常时期，一些有为的雄主用人的时候，迫于人才紧缺的形势，也会提出“唯才是举”的主张。但是，唯才是举绝不是忽视德行。

　　作为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在纠合诸侯以伐宋的途中，遇见贤才宁戚，就想用他。面对臣子的劝阻，桓公说出了一番发人深省的话，《吕氏春秋》记载了这一段故事。其臣说，宁戚是卫人，不如派人去打听一下他的口碑，“而固贤者也，用之未晚也”。桓公说：“不然。问之，患其有小恶。以人之小恶，亡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已。”

　　显然，齐桓公采取的是“唯才是举”的策略。这种用人思路，吸引了管仲、宁戚等一批大才辅佐，成其“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春秋霸业。

　　春秋战国时期，人才就是竞争力，各国争相求才，如何用人，彰显的是君主的胸襟气度。然而，即便放宽用人标准，“专取其才，不考其行”，也决不是没有底线。

　　魏文侯之用乐羊，清晰表明，人才一旦突破德行底线，就无人敢用。

　　当初，魏文侯用乐羊而不疑，用之攻中山国，乐羊之子乐舒就在中山为官。文侯左右本就妒忌乐羊骤得大用，见其总是不攻，便在文侯面前说他的坏话。但文侯把群臣的告状信都封在箧内，在乐羊攻下中山后，文侯为之设宴庆贺，宴毕送他两个箱子的告状信。

　　然而，文侯的疑心也便在乐羊攻中山国之时种下了。当时，中山子姬窟把乐舒烹成羹送给乐羊，想以此使乐羊悲恸而不能战，没想到乐羊够狠，直接就在使者面前吃了一杯。文侯对睹师赞说：“乐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很有点感激感动的意思。但睹师赞却说：“其子之肉尚食之，其谁不食!”这和管仲怀疑易牙“人情莫爱于子，其子且忍之，何有于君”之论是一个道理。

　　一语警醒了魏文侯，文侯在庆功宴后，封乐羊为灵寿君而罢其兵权。《战国策》写道：“文侯赏其功而疑其心。”正所谓“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又“虎毒不食子”，连自己的亲骨肉都敢吃、都敢烹给国君吃，如此无底线，无基本的“人性”，古代雄主“疑其心”也是必然。

　　典型的例子还有三国时期的吕布。吕布有万夫不当之勇，但其德行有亏，最要命的就在于他一会儿投奔这个，一会儿投奔那个，最终无人敢用而沦为曹操刀下之鬼。

　　贞观六年即632年，太宗对魏征说：“为官择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矣。”这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用人导向问题。而魏征之答，道出的正是用人标准变化的原因：“天下未定，则专取其才，不考其行;丧乱既平，则非才行兼备不可用也。”

　　为何德的标准会因势而变?

　　在纷争时代，唯才是举。原因在于，才在“破”上极为关键，谁得大才谁就可能使国富民强，甚至扭转乾坤、赢得天下，而重才产生的用人导向，更能吸引天下有才者归之。而在承平时期，就必须德才兼备方能任用。这时，正所谓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治国需讲究“烹小鲜”的功夫，此时即便大才也往往只有慢火徐图之功，而无立竿见影之效。社会对德的要求也变得更高，正所谓“上行下效”“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德若不佳，则会产生极大破坏效应，影响社会风气，甚至影响为政的公信力。若重才不重德，则一面“立”而一面“破”，无异于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唯重德才兼备则皆致力于“立”，方能致善治。同时，更产生强烈的用人导向，使贤人近、小人远。

　　在德与才的问题上，康熙见识亦很深刻。他认为：“人必先心术，次才学。心术不善，纵有才学何用?”1687年，康熙对吏部说：“朕听政有年，见人或自恃有才，辄专恣行事者，思之可畏。朕意必才德兼优为佳。若止才优于德，终无补于治理耳。”显然，康熙着眼的还是承平时的治理而非纷乱时的虎争，其结论也正是在治理实践中得出来的。

　　以德为先重在知人善任

　　有人说：“对人的道德进行量化评价，是一个管理学上的世界难题。”原因就在于，与才干的“外秀”相比，德更倾向于“内秀”。德虽然也有外在表现，但有时未必能真切彰显德的本质。同时，德不在于一时，如白居易诗“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劲草是否名副其实，唯有疾风可知;臣子是否真正忠诚，局势危难之“板荡”能识。然而，真到关键时刻，虽然能识忠奸，只怕一切都晚了。

　　这个关键时刻，德比才更为重要。古代君主识人能否高出一筹，关键就在对这个德比一般人更能洞察幽微，更有远见卓识。没这等功夫，往往就会游移不定、迟疑不决。相反，就会气定神闲、泰然自若。

　　战国时期的齐威王在知人上就很有一套。

　　据《战国策》载，当时，秦国通过韩、魏去打齐国，齐威王派章子为将应战。章子与秦军对阵，居然搞得军使来往频繁，大有结盟友好之势。章子甚至还把军旗换成秦军的样子，却暗地里派部分将士混入秦军。当然，这番良苦用心的计谋，非一般人所能理解，一些不明就里的人，马上就说他叛齐了。连续三次都有探子如此这般的报告，但威王始终没有反应。当时就有朝臣急了，请求发兵攻打章子。齐威王说：“此不叛寡人明矣，曷为击之?”

　　面对三人成虎、众口铄金的情势，齐威王仍然无动于衷，坚定信任章子。不久捷报传来，齐兵大胜，秦军大败，秦惠王只好自称西藩之臣，派特使向齐国谢罪请和。威王左右侍臣想弄明白，威王怎么就知道章子绝对不降秦。齐威王便说了一段往事，足见其察于平时、知于细微。

　　齐威王说，章子的母亲启死后葬在马棚下，我任命章子为将军时，勉励他说，先生的能力很强，过几天全兵而还时，一定改葬将军的母亲。当时章子说，母亲生前得罪了父亲，臣父不允许臣改葬就死了，假如臣得不到父亲允许而改葬母亲，“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威王的结论是：“夫为人子而不欺死父，岂为人臣欺生君哉?”以今天的眼光看，很难说章子对待父母的态度是正确的。当然，历史地看，章子谨守的是当时的基本道德伦理，以此为底线而不敢有违。威王也正是从“人性”的角度去考察的，他的判断是，能恪守基本道德伦理的人，德行怎么会差呢?

　　必须看到，如果只用日常生活中的这等细行，来决定干部任免，恐怕也会失之偏颇。探索日常德行的细化、量化考核，这种尝试是有意义的，作为参考大有裨益，德考分过低值得警觉。但另一方面，若以此为硬杠杠，恐怕也多少会存在一些问题，几分之差可能很难说明前者就一定比后者德行差。

　　德考的方法与机制

　　在一定程度上，古人以问之于民、用人导向和事后惩处等办法，解决德考量化的难题。

　　虽然德考量化容易存在误判，但品行不佳之人，自有公论。康熙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路。他说“凡居官贤否，惟舆论不爽，果其贤也，问之于民，民自极口颂之;如其不贤，问之于民，民必含糊应之。官之贤否，于此立辨矣。”意谓知人贤否，不能仅靠舆论或身边人的褒贬，更要问之于民。民众的“极口颂之”与“含糊应之”，在今天看来都极有现实意义。当然，难点就在于能否听到百姓的真话。

　　康熙还强调用人上的惩恶扬善，两手都要硬：“昔人有言，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举贤退不肖，正百官也，二者不可偏废。如但举贤而不退不肖，则贤者知所勉，而不肖者不知所惩，终非劝众之道。唯黜退不肖之员，则众人方知所戒，俱勉为好官矣。”用今天的视角看，举贤，就是树立一个标杆，让大家见贤思齐;退不肖，就是构筑一个底线、红线，让大家自警勿碰。

　　三国时期，曹操在用人导向上搞了一回生动实践。公元208年，曹操担任丞相，分别委任崔琰、毛玠为丞相西曹掾、东曹掾。两人一起负责官员选拔、任免，“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品行不佳)者，终莫得进”。他们选拔敦厚务实的人才，排斥只会空谈的浮华之人;任用谦虚和睦的长者，压抑结党营私的小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结果就是“吏洁于上，俗移于下”。曹操知道后，叹道：“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复何为哉!”

　　这就是用人导向的力量。当然，古人运用起来过于粗疏简陋，属于“初级版”，以致出现了一些“副作用”。后来即如丞相掾属和洽所言：“今朝廷之议，吏有着新衣、乘好车者，谓之不清;形容不饰、衣裘敝坏者，谓之廉洁。至令士大夫故污辱其衣，藏其舆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壶飧以入官寺。”这就是过于机械的标准带来的负效应，导致人们只通过外表来判断清廉与否，更导致官员故意投人们所好装可怜。所以，和洽对曹操说：“古之大教，务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诡之行，则容隐伪矣。”意思是，那些过于诡诞的行为，往往会包藏虚伪;那些有悖常理的行为，往往会衍生奸邪。这恰恰说明，树立用人导向也必须精准，结合实际，因势利导，而不可偏执一端。

　　梳理古代雄主的用人谋略可以发现，在德上的考量，大体合乎前述魏征的判定。特别是在承平之世，对德的如此强调尤令今人深思。很多时候，一些不良细行看似微不足道、无伤大雅，甚至让许多人内心里认为大可不必如此较真，但若真放任这些道德上的污点，则必如“蚁穴”，产生“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的恶性效应，久而久之可溃千里之堤。相反，强调“非才行兼备不可用”，把德的要求放在优先位置，就在无形中树立了强有力的导向，如唐太宗言，产生“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的良性效果。

　　时代不同，条件有异，用人的方略也必然有变。师古而不泥古，取其精华而鉴今，对今天的治道方能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