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八年(1443年)的一天，一个叫杨稷的江西青年被关入京城锦衣卫大牢。

　　杨稷犯了什么罪，竟然惊动了朝廷，将其从江西押到了北京?这在当时算是一起大案，这个叫杨稷的身上背负着数十条无辜人命，属于作恶多端、罪不容赦。

　　然而，杨稷的到案，却让时任首辅大臣杨士奇愧恨交加，伤心欲绝。

　　原来，这个杨稷就是杨士奇的儿子。

　　杨士奇是明朝历史上著名的首辅，有三点最为世人称道：一是为官谨慎，在家从不言公事，至亲都不例外。二是处世大雅有为，爱民廉洁，与内阁同僚杨荣、杨溥相处融融，并称“三杨”。三是通晓大体，慧眼识珠，不拘一格地举荐了于谦、况钟、周忱、曹鼐等国家栋梁之才。

　　杨士奇为官四十余载，历事四朝，即便身为首辅，都没有安排自己的儿子做官，让其一直待在老家江西泰和。

　　然而，一心扑在朝政上的杨士奇，能够将国家辅佐成海内治平，迎来“仁宣之治”，却疏于对儿子的管教。

　　作为宰相之子的杨稷身处衣食无忧的环境中，小日子过得却飞扬跋扈，极不安分。他仗着父亲的威望，又远在京城，胆儿格外肥，横行乡里，竟然犯下了好些人命案。

　　终于，有人将杨稷“暴横”乡里的情形告诉了杨士奇。杨士奇听后大惊，旋即又“反疑之”。作为生性谨慎的人，杨士奇不敢相信儿子会犯下大恶。

　　在朝政问题上颇有识见的杨士奇，第一反应是写信给老家的儿子，说有某某人反映你在乡间胡作非为，望你检点自己，“果然，即改之”。他既不核实，也不申斥，竟然大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意味，着实让人惊讶。

　　风光惯了的杨稷见父亲如此“厚爱”“信任”，更加无所顾忌。吏部尚书王直再次写信相告，杨士奇听后便以回乡扫墓为名，打算亲自探究实情。

　　然而，杨稷提前获悉杨士奇回乡的消息，于是精心布置，给父亲演了一出好戏。杨稷还亲自跑到百里之外去迎接父亲。父子相见，杨士奇眼里的儿子“毡帽蜡油靴，旧青衫，朴讷循理”，俨然一副衣着朴素、忠厚老实之相。到家里一看，“图书萧然，为恶之具悉屏去”，又见“亲戚皆畏稷，交誉之”，连亲戚都既怕他，又交口称赞。这实在不像传闻中的劣子，杨士奇心里非常满意。

　　久历宦海的杨士奇真的看不出儿子的劣迹吗?其实未必。

　　杨稷挟父之势，为害乡里，掘他人墓葬，多养无赖子奴，强夺田地、子女，擅抽商货，屡杀同乡无罪之人。这斑斑劣迹，任你如何掩饰，也不可能不露出一丝马脚，不可能不漏出一点风声。与其说是信任，倒不如说是溺爱，使得杨士奇不愿深入调查，宁可相信儿子的一面之词。

　　史载，正统七年(1442年)，江西泰和民众奏杨稷豪横不法百余事，讼词所连者竟达几千人。明英宗命人抓捕杨稷及其同伙多达三百余人。后来杨稷要论死刑时，杨士奇还想用明仁宗所赐子孙免死金牌来为其赎罪，但已为时太晚。

　　正统九年(1444年)九月，也就是杨士奇死后不久，杨稷被处死。

　　当时的言官弹劾杨士奇，用了一句无可辩驳的话：“不能教子齐家，何以服人、事上?”

　　归结起来，杨士奇教子的结局就是“因私而败”。杨士奇在仁宣二朝时能尽心辅政，但到了后来，越来越表现出软弱畏缩的性格，私心用事、明哲保身，很大程度就是因为儿子的劣迹。杨士奇的例子，充分证明治家无小事，仅修养自己的身心还不够，更要正视后代的教育问题。教子不能出于私心，否则不仅不能保全儿子，也难保自己的晚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