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义”是儒家的重要伦理范畴。《礼记·曲礼》：“道德仁义，非礼不成。”孔子提出：“仁者爱人。”“亚圣”孟子推重此概念，汉儒董仲舒继承其说，将“仁义”作为传统道德的最高标准。与“礼智信”合称为“五常”，这“五常”是贯穿于中华伦理价值体系中的核心因素。

　　修养自身品德就要遵循天下的大道，遵循天下的大道取决于人的仁义之心。

　　仁者爱人

　　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孔子主张对人民“道之以德，齐之以理”，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培养人们的道德观念，促使人们自觉遵守社会规范。

　　《论语·里仁》：“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贫寒不是问题，贫寒而不能践履道义才是真正的问题；富贵也不是问题，以不正当的手段牟取富贵才是真正的问题。反映了孔子的义利观，以义为上。任何人都不会甘愿过贫穷困顿、流离失所的生活，都希望得到富贵安逸。但这必须通过正当的手段和途径去获得，否则宁守清贫而不去享受富贵。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行事因为按“义”以为质，所以能够“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只要合乎于道，富贵就可以去追求；不合乎于道，富贵就不能去追求，这是原则问题。正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也。

　　孔子认为，在见利见危和久居贫困的时候，能够思义、授命，不忘平生之言，这样就可以成为有完美人格的人。“见利见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

　　居仁由义

　　孟子是儒家学派的另一代表，与孔子并称“孔孟”。他认为“仁”源于“恻隐之心”，“义”源于“羞恶之心”。“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这就是“仁义礼智”之端。圣人有，普通人也有，区别在于能不能保持、发扬、充实这种人性固有的美德。朱熹《孟子集注》说：“此章言羞恶之心，人所固有。或能决死生于危迫之际，而不免计丰约于宴安之时。是以君子不可顷刻而不省察于斯焉。”

　　《告子上》：“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这是孟子对仁义的理解。他认为“仁”是人的思想道德，而“义”是将其付诸实践的行动。行为处事要怀着仁爱之心，做符合道义的事，这是作为一个有德之人的要求，具备了“居仁由义”的思想才能成为有高尚品德的人。

　　孟子《鱼我所欲也》：以鱼和熊掌作比，取饮食之物，熊掌远比鱼贵重，故舍鱼而取熊掌就是常理。用这层日常饮食的关系为比，使人易于理会义比生命还重要的命题。

　　“所欲有甚于生”“所恶有甚于死”，虽未明言什么有甚于生，什么有甚于死，但有“舍生取义”之说，读者自然不会误会。生死是人生非常重要的关头，但却有更重要的“义”作为取舍的标准，这是从正面陈述“舍生取义”的问题。“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表明“羞恶之心，人皆有之”这个性善的主张。“贤者能勿丧耳”，在结构上引出下文“此之谓失其本心”，表明平时修养之重要，就在于保持这种善良的本性使之勿丧。

　　《孟子·尽心上》：“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有志之人，立身处世不可或缺的行为应该就是修养自身，只有把内证与外践有效地结合起来，才有可能达到知行合一的境界，从而能明白大道不弃万物之理，才能起到修身的功用。

　　必仁且智

　　西汉思想家、政治家董仲舒，是儒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为发展儒家学术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在规劝江都易王刘非时提出：“所谓仁人，是‘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端正自己奉行的道义而不谋求眼前的小利，修养自己信奉的理念而不急于取得成果）的仁，致力于以德教化民众而使社会风气大变，才是仁的最高境界。”

　　《春秋繁露·仁义法》：“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董仲舒强调“仁在爱人，义在正我”，推行仁爱的方法，在于爱他人，而不是爱自己，推行正义的方法，首先应该严格要求自己，而不在于别人。要用仁爱的德行来对待别人，用道义的规范来约束自己，只有严格地要求自己，宽容地对待他人，才能不断地磨砺自己的个人品质，从而保持身心的平衡，与他人、社会相和谐。

　　董仲舒提倡“必仁且智”“安人正己”。正如他提出“仁者所以爱人类也，智者所以除其害也”，仁与智具有辩证关系，只有仁义和智慧相统一，才能使人形成完美的人格。且“事在强勉”，要重视道德行为的实践，如此才能修行成才。

　　舍生取义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仁者，不以强衰改节；义者，不以存亡易心”。为了崇高的“仁义”境界，绝不做违背最高道德准则的事，必要的时候要不惜牺牲自己来成就这一事业。儒家的生死义利之辨，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修养中的精华；“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也成为后世者报国捐躯的精神大旨。

　　苏武被扣于匈奴后，匈奴贵族先以名利引诱，后以严刑威胁，但苏武始终大义凛然，宁死不屈。匈奴贵族无计可施，便“徙武北海上无人处”，苏武则“掘野鼠、去草实而食之”。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他仍持着汉朝的旄节，不屈节辱命。他出使时正值壮年，待其归汉时，已是须发皆白。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南宋末年，文天祥组织力量坚决抵抗外侵，失败被捕后，面对百般诱降，他毫不动摇，最后就义时，在衣带中留下这几句话：“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至仁。”

　　清末，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在能够出走的情况下没有出走，而是选择了舍生取义，用他的鲜血唤醒沉睡的国人，真正做到了“我以我血荐轩辕”。如他所说：“是死得其所。”这就是大义。

　　在浩瀚的历史长卷中回味中华民族的博大与崇高，古代文化的精髓亦熠熠发光。“舍生取义”并非离我们而去。“舍生”已不限于舍弃生命，也包括与生命同等重要的个人利益。“取义”也已不限于正义，而是包括正义在内的一切公益。这种意义上的舍生取义，虽不像先前的仁人、义士那般气壮山河，但却是不可低估的一束火花。时代呼唤这种精神，汇聚成永恒不变的价值追求。如此，人民就有信仰，民族就有希望，国家就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