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的气节与家风
朱自清先生(1898—1948)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文学家。他原名朱自华,号秋实。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时改名自清,字佩弦。《韩非子·观行》中说:“西门豹之性急,故佩韦以自缓;董安于之性缓,故佩弦以自急。”先生取“佩弦”,有自警之意。改名自清,同样是为了鞭策自己,他下定决心,在家境衰败、经济困难乃至被生活压得不能喘气的时候,也决不与社会上各种腐败现象同流合污。
《论语》有云:“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最早被称为狷者的大概是介子推,因为他宁愿被烧死,也不愿争名于朝,争利于市。朱自清先生的一生,是狷者的一生,这是他的人格,也是他的家风。
由狷者而成斗士
1920年大学毕业后至1925年,朱自清先后在杭州、扬州、吴淞、台州、温州、宁波等地教书,并与俞平伯、叶圣陶共同创办《诗》月刊。1925年8月担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1926年亲身参加了“三一八”大请愿大游行,这次游行遭到反动政府的血腥镇压,当场死亡47人,200多人受伤。惨案发生后,他接连写了《执政府大屠杀记》等三篇文章,记录了惨案的经过,痛斥了反动派的凶残与暴行。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填写了一首《和李白〈菩萨蛮〉》的词:“烟笼远树浑如幂,青山一桁无颜色。日暮倚楼头,暗惊天下秋!半庭黄叶积,阵阵鸦啼急。踯躅计征程,嘶骢何处行?”这首词鲜明地表达了他对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国共合作、分共、清党的反对态度,从此,他同国民党长时间的反动政策始终保持着应有的距离。
抗战爆发后,朱自清带着全家从北平逃难到昆明,而后又到成都,在成都东门外一个尼姑庵内租了三间临时草屋,窘迫至极,正如他写的《近怀示圣陶》中所说:“累迁来锦城,萧然始环堵。索米米如珠,敝衣余几缕。老父沦陷中,残烛风前舞。儿女七八辈,东西不相睹。众口争嗷嗷,娇婴犹在乳。百物价如狂,距躟孰能主?”
正在这时,国民党当局为收买民心,对一部分上层知识分子实行笼络政策,他们看重朱自清的声望,几次请他到当时的重庆政府中去做官,昆明的一位要人也来拜访他,与此同时,西南联大的一位教授也来邀请朱自清和闻一多先生加入国民党,如果接受这种高官厚禄的收买和拉拢,全家的经济状况和地位马上可以得到改善,但是朱自清还是“闭门拼自守穷铿,车马街头任往还”,毫不犹豫地一一拒绝了这些要他放弃自己原则立场、出卖灵魂才能改善生活境遇的邀请。1946年6月,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全面内战爆发,他写诗发表文章,为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鼓与呼。7月,国民党特务暗杀了李公朴、闻一多。8月18日,成都各界举行追悼大会,由于特务破坏,许多人不敢参加,朱自清毅然出席大会并作报告,介绍闻先生的生平事迹,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悲愤而真挚的报告深深地打动了听众,许多人被感动得落下了眼泪。
朱自清不但注意大节,也十分注意小节。1946年10月,返回清华后,家里原来的家具荡然无存,大都是在旧货市场买的破烂不堪的旧家具,家里人从学校院子里捡来一张旧桌供切菜用,朱自清知道后非常生气,认为这是公家的,不能乱拿。门口有一堆黄泥,孩子去拿来玩,他也不许,说这是公家的东西,不能拿。他公私分明,即便是一张纸、一个信封,也决不乱用。
解放战争时期,朱自清对气节这个问题的看法有了进一步发展,1947年他发表了《论气节》一文,分析批判了旧的传统气节,肯定了知识分子的新气节,强调气节的时代性、正义性。这一时期,他不仅领衔在抗议国民党北平当局任意逮捕人民的宣言上签字,遭到许多报纸围攻和特务几次威胁后,又继续签名反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他还努力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写自己的论文、杂文、散文,为人民利益鼓呼。此时,他的胃病经常发作,剧烈呕吐,甚至疼痛几天不止,但是他还是多写快写文章,为了人民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积极地呐喊与斗争。
完整的人格
有些狷介之人,往往自命清高,不愿与朋友同事和睦相处,看不起别人。朱自清先生不是这样,他温厚、谦虚、质朴,对朋友、对同事、对晚辈、对青年包括对自己的学生,都有一种深挚的发自内心的尊重与热情。比如他同共产党人邓中夏相处,就表现了这样的品格。当时,朱自清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真诚地尊重这些追求共产主义真理的革命家,他写诗称赞他们,把他们比作“北河沿的路灯”:
他们怎样微弱!但却是我们唯一的慧眼!他们帮着我们了解自然,让我们看出前途坦坦。他们是好朋友,给我们希望和慰安。祝福你灯光们,愿你们永久而无限!
他还写了《赠A·S》和《送韩伯画往俄国》等诗,热烈地歌颂邓中夏等向俄国学习,“要建立红色的天国在地上”,“吹倒那不能摇撼的黄金的王宫”。在革命家面前,他表现出自己愧疚无比的心情:“你的血的热加倍地熏灼着,在灰泥里辗转的我,仿佛被焙炙着一般!”
他和朋友、同事、下属、学生的关系,都建立在自然的尊重与热情基础上,从不以名教授自居,正如李广田在《最完整的人格》里所说的:“你总感觉到他在处处为你打算,有很多事,仿佛你自己还没有想到,他却早已替你安排好了。他对于任何人都毫无虚伪,他也不对任何人在表面上热情,然而他是充满了热情的,他的热情就包含在他温厚与谦恭里面。”作为闻一多先生的老同事老战友,朱自清一回到清华,就抱病整理《闻一多全集》。他收集遗文、编辑校订、拟订目录、撰写《序言》《后记》,花费了很大的精力与心血,在他的努力下,《闻一多全集》终于在他逝世前一个月出版。作为教书先生,他对治学与教书特别认真。师生们都说他大事认真,小事也认真,私事认真,公事更认真,他主持清华中文系工作十几年,把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坚持古今结合、中西结合,培养了许多人才,成为全国同行中的佼佼者。朱自清在最后的日子里,还向自己的学生借来《大众哲学》学习,和学生们一起扭秧歌,支持自己孩子在学校做学生工作等等。
1948年,朱自清快50岁了,他的身体被疾病折磨得痛楚不堪,但是他的思想感情却更加年轻了,他把李商隐“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改成“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压在桌子上,作为对自己的勉励。苏联作家阿·托尔斯泰在其名著《苦难的历程》中,曾这样描述几位因追求理想、追求光明而历经磨难的知识分子:“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我们就会纯净得不能再纯净了。”朱自清为追求心地光明,在磨难中既表现出高尚的气节,有所不为,有所不交,又能待人温厚、诚恳、谦恭与热情,因而被称为一个具有“最完整的人格”的人。
不屈的气节
1948年春天,蒋介石要召开所谓的国民大会,清华竟有个别教授积极竞选“国大”代表,跑来要朱自清投他一票。朱自清说,胡适是我的老师,我都不投,别人我也不投,表现出对“国大”的极大蔑视。在这前后,他还拒绝了一些老朋友要他参加一个中间路线刊物《新路》的邀请,他认为,知识分子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条是向上爬,做人民头上统治者的帮闲帮凶;一条是向下去,同人民一起争取解放,中间道路是没有的。
1948年6月18日,朱自清在《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上签了字,宣言全文是:“为反对美国政府的扶日政策,为抗议上海美国总领事卡宝德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人民的污蔑和侮辱,为表示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气节,我们断然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性质的一切施舍物资,无论是购买的或给予的。下列同人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一致退还配购证,特此声明。”拒绝购买每月两袋美援平价面粉,相当于全家的收入每月要减少五分之二。他在日记中写道:“这意味着每月使家中损失六百万法币,对全家生活影响颇大;但下午认真思索的结果,坚信我的签名是正确的。因为我们既然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政策,就应采取直接的行动,就不应逃避个人的责任。”此时他的胃病已经非常严重了,体重才38.8公斤,迫切需要营养和治疗,但还是毅然决然地在宣言上签了名,拒绝了这种“收买灵魂性质”的施舍,表现了我们民族的尊严和气节。1948年8月6日,朱自清的胃病终于发展到胃穿孔,12日,实际年龄不满50的一代文豪,在他长期渴望的新中国诞生前夕,在黎明前的黑夜里陨落了。
1949年8月,毛主席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指出:“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子女对家风的传承
朱自清先后结婚两次。原配武氏生了6个孩子,夭折了1个,后来武氏病亡。1932年又与齐白石的学生陈竹隐结婚,生了3个孩子。在朱自清的家风影响与教育下,这些孩子在后来都成长为共和国的建设人才,我的博士生导师朱乔森同志就是其中之一。
朱乔森生于1933年,1948年加入中国民主青年同盟参加革命工作。解放后长期从事中共党史的教学研究工作。朱乔森勤奋刻苦,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孜孜不倦,笔耕不辍,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党的干部教育事业。从20世纪60年代后,朱老师开始研究党的创始人李大钊,著有《李大钊传》。他先后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求是》杂志等重要报刊上发表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数十篇,并多次获奖,也多次被评为中央党校先进工作者或优秀党员。
作为名门之后,朱乔森十分注重自己的道德与人格修养。在市场经济大潮下,他不为金钱所动,执著追求自己热爱的党史教育事业,在他身上足见朱自清人格精神的影响与魅力。1995年朱乔森因直肠癌做了大手术,但仍抱病整理编辑其父的遗稿,并完成了《朱自清全集》12卷、《朱自清画册》等400万字的编辑工作,为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1998年值朱自清诞辰100周年之际,他将父亲生前收藏的100多件文物毫无保留地捐献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和清华大学等单位,据估算,仅王国维送给朱自清的条幅当时就值100多万元。日常生活中,他始终骑着破自行车,吃着方便面,从不摆名教授、名门之后的派头。朱乔森这种赓续家风、洁身自好、无私奉献、保持晚节的高尚情操,得到人们广泛的崇敬和钦佩。
2005年初,在朱乔森病逝两年多后,中央党校作出《关于向朱乔森同志学习的决定》,号召党校师生向朱乔森同志学习,并召开了朱乔森学术思想与人格风范研讨会及朱乔森同志生平事迹报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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