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龙正是明末著名学者，浙江嘉善人。在他生活的时代，百姓生活疲敝，社会矛盾尖锐，国家困难重重。他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匡扶时弊，辅助乡里，一方面在家乡推行慈善救济事业，一方面严格约束族人和子孙，留下了一部规范家族成员言行和品性的短篇著作《家矩》。这部书31节，言辞简练，意涵却朴素深长，不仅在当时广为流传，还传于后世，成为明清家训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注重蒙养 近善避恶

　　陈龙正约束族人，主张确立规矩，尤其在意对子侄幼小阶段的蒙养。他在题为《惠蒙》的短文中，就讨论了创设良好的家庭氛围和照顾受教者心理这两方面的问题。陈龙正说，“人自十五六以下，志识未定，记性偏清，一善言入耳，终身不忘；一邪言入耳，亦时时动念，先入为主，年少其尤。”这段话的意思是人在十五、六岁以下时，志识未定，听了好的话，终身不忘；听了不好的邪言，也会时时动念，形成先入为主的恶劣影响。因此，陈龙正要求长辈们要眼光长远，一定不要在家中当着幼童的面谈论“市井之事”，更不要涉及“媟秽之谈”。他坚持，在家里就要宣扬“贤圣高踪”，或者讲述“古今治迹”；如果遇到闯祸、犯过这类紧急情况，则要“兼备法戒”，动用惩戒的手段了。但施加惩罚也有策略：要照顾人情和受惩者的心理因素，要“详于所是，略于所非”，批评也要周详稳当，言辞不要过于露骨，最好“微其辞而弗露”，达到以微言大义收获言传意会的效果。

　　良好的家庭环境，不仅仅需要长者在言辞上措意，更要家长善于择友，慎重邀请访客到家；如果有难以谢绝的来访者“开口淫秽或泛滥市井”，就要有应对之法。按照陈龙正所说，如果客人口出恶言，“何可令幼稚见闻”！他说：“与其得先入之言而复洗濯之，不如无入之为愈也”。也就是说，与其在受了不好的影响之后，加以引导教育，不如尽量营造纯净的环境，让子侄近善避恶。于是，陈龙正说：“凡遇此恶客，在座子弟自十五六以下，权词令之回避。”同时，也要让这些口无遮拦的客人不能随意放言。

　　动静得宜 善于自治

　　陈龙正对子侄的日常行为，也做了细致而严格的要求，旨在符合凡事“各有常度”、动静得宜的标准。他说，午前气清，宜于“观书索理”，仔细思考读书所得和人生道理；午后易于疲倦，应该静养休息，以养精气；到了傍晚，应该“简点一日所为”，总结得失。陈龙正特别提到，饭后如果有二三好友，聊一聊天，阐述“义理”之学，对一天的学习都有好处。

　　陈龙正规范子侄的日常行为，注重从源头着手，特别在胎教阶段，怀孕的母亲就该刻意留心。在《胎教》中，陈龙正说，子在腹中，“成形成性，皆依于母胎”，因此要求孕妇“目无邪视，耳无邪听，勿多语，勿大笑，勿盛怒”。陈龙正坚信，只有从人生的开始便注重端正言行、纯洁品行，才能“事逸而功百”，孩子长大了，才能习惯成自然。

　　在对外物的看法上，陈龙正在《爱惜之误为暴殄》中提出了原则性的看法。他对充分掌握外物的特点，恰到好处地为我所用上，有过细致的思考。他说“爱惜、暴殄本是两意”，但却有分不清这两者区别的时候，既不能节约，也不能物尽其用。陈龙正举了两方面的例子，说“如饮食剩余，宜趁鲜香之时，分给于下，敝衣故履，未至无用，宜散于仆从或贫寒之人”。陈龙正建议，这种对外物的处理方法，要家长时时讲解，提醒子侄，让他们明晓物尽其用的道理，不致由爱惜而生暴殄。

　　从陈龙正要求族人的种种看法和做法上看，他秉持的根本原则是“自治所以治人”“全交乃在好学”，认为只有对自己严格约束，善于学习者，体悟出外物和自我之间的道理，才有能力规范他人，教育子侄。

　　清正忠诚 经世巨品

　　晚明社会动荡，陈龙正在当时的环境里，虽然有学识、有见识，却始终未曾得到施展才华的机会。他屡次向朝廷进言，评论时政，提出改善的方法，但都不被重视，更没能施行而见于时效。相反，他却多次受到他人的诋毁，仕途也受到影响。虽然为官的经历不太顺畅，但陈龙正对国家的忠诚和对时事的担忧，却并没有因个人的遭遇受到影响。

　　在学术上，他曾追随无锡高攀龙研习身心之学，体会出为学为人之道的宗旨是以“存诚”为本，以“爱人”为用。他进而以这种体悟和认知作为人生准则，将其运用到为官的生涯中和造福桑梓的事业里。陈龙正做官的时间并不长，在崇祯甲戌科中进士之后，他只做了中书舍人、南京国子监丞这样位阶不高的文官，但他以“有体有用”的经世之学，反哺乡亲，在家乡成就了一番口碑极佳、影响深远的救荒赈济事业，因此得以寄名史籍，为后人所称道。

　　正是由于陈龙正治家有方，他的儿子陈揆从小就受到这种氛围的熏陶，自幼勤奋好学，善于自治，成年后颇有成就。陈揆汇编了其父的《几亭全书》60卷行世，他还编撰了《陈祠部公家传》等著述。在清代学者宋犖的《筠廊二笔》中，将陈揆与另外三位东林儒者一并称道，说他们“俱见幼学”，言行端庄，对陈龙正的家庭教育给予了肯定。

　　卜宪群点评

　　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性本恶，是一个争论了二千多年的话题。孟子从“仁”属于人的本质规定性认识出发，认为仁义礼智是人“固有之也”，故云：“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故孟子倾向于性善说。荀子不同意孟子的看法，认为“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显然荀子是从性恶说的。其实，单纯的善恶说都无法解释无限复杂的人性，纯粹的性善说解释不了人性中的恶，纯粹的性恶说也说明不了世上那么多的善，还是应当从教育、从环境入手。中国历史上诸如《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增广贤文》等蒙学著作，就是历代注重从教育层面从小培育孩子品质修养的典型表现，注重从小给孩子一个良好的环境，塑造孩子的品格。认识到教育在人成长中的重要性，也自然无所谓善恶说了。

　　陈龙正约束族人，主张确立规矩，注重蒙养，对后人产生了良好影响。他的有些做法虽存在偏激的地方，如“使一切玩好游戏绝于见闻”，这样的做法难免会使孩子缺少增长见闻的机会，但他看到蒙学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性这一点还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如让孩子近善避恶，动静得宜，不在孩子面前谈论市井之事，甚至这些要从胎教开始等等，都有其宝贵的现实价值。注重蒙学，至今仍然不失为教育子女的一条好经验。（卜宪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