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京杭大运河是祖国母亲身上的一条银飘带，那么，运河之畔的江苏扬州古镇邵伯就是那飘带上晶莹的明珠；如果说五千年华夏文明灿若银河，那么，古镇邵伯一千六百年的文化积淀就是那银河中耀眼的明星。邵伯有铁牛湾栩栩如生的铁牛，来鹤寺光怪陆离的菩萨，大运河南来北往的船帆，三里长街数不清的石头，以及静卧在古镇身侧看惯历史风尘的、清风荡漾的邵伯湖……　　

　　一　　

　　纵观中国历史，许多名人都曾漫步邵伯湖畔，而谢安则为邵伯有史料记载以来第一人。　　

　　谢安（320-385），字安石，号东山，东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东晋孝武帝太元八年（383年）秋，谢安出任大都督，淝水之战中，以八万北府兵击溃前秦苻坚百万之众，保全偏安江南的东晋政权。可惜谢安终被“权奸煽构”，于太元十年（385年）避祸广陵步邱。　　

　　张文端《运河图说》言：邵伯，步邱也。谢安镇广陵，见步邱地势西高东下，每春夏湖水涨，辄东浸民田，而西又苦旱，安以筑埭以界之，高下两利，名邵伯埭。正是这千古一埭，变水患为水利，使饱受旱涝之苦的水乡泽国成为鱼米之乡，使长期默默无闻的乡野小镇成为繁荣兴旺的交通要道。　　

　　太元十年（385年），邵伯埭建成当年，是谢安在邵伯的最后一年，也是他人生的最后一年。他走后，人们将他治水的功绩比作周代的召伯（古“召”通“邵”），种甘棠树、建甘棠庙，更步邱之名为邵伯，作为对谢安永久的怀念。从此，江淮大地上就有了“邵伯”这个响亮的名字，勤政爱民的谢公遗风浸润了邵伯一千六百多年，也为后来无数文人墨客的缅怀创作提供了重要素材。　　

　　二　　

　　由于南北宋时期名臣迭出，邵伯留下了数位名人的足迹。　　

　　斗野亭位于邵伯湖畔，始建于宋朝。曾被列为邵伯八景之一的“斗野唱晚”因亭的位置“于天文属斗分野”而得名。北宋孙觉、苏轼兄弟、黄庭坚、秦观等七贤先后登临斗野亭挥毫作诗、各抒其志，合而称为“七贤诗”。　　

　　沿邵伯湖向东里许，有一方古石碣，上书碑文名为《罗君生祠记》，乃北宋著名词人秦观为时任江都县令罗适特撰。秦观在碑文中称赞罗适“罗君之为江都，以诚心为主”，凡有民讼，他便亲自过问、公开处理；下属有小过，他“辄诲谕遣去”；辖境内有“鳏寡孤独之有失其所者”，他认为是自己未尽责所致，因此他“黎明视事，入夜犹不已”。同僚嘲讽罗适“太劳”，罗适答道：“与其委成于吏，民有不尽之情，孰若劳己之耳目哉？”意思是，与其将事情推给下属，使百姓不能说出心里话，还不如劳动自己的耳目。数月后，民风渐淳，百姓了解到罗适是好官，不忍过多劳烦他，遂“讼者益少”。由此，罗适稍微空闲，便走访各乡，“召其耆老”，以解百姓之苦。据统计，他在任上兴修水利多达55项，灌溉农田6000余顷；劝说教导乡民种植桑树85万多棵，鼓励养蚕缫丝。罗适还经常拿出自己的薪俸“营制药剂，以给疾病之民”。罗适“岁满代去”后，百姓商量：“使罗君之名,与召、谢共传而不朽，不亦可乎？”故于邵伯绘像立生祠以祀。罗适勤政为民、情系百姓，得秦观赞叹：“通于世务，风节凛然，国士也！”　　

　　在宋朝纷至沓来的文人雅士中，所至最繁者是苏轼。他曾七次来往于邵伯，留下了不少动人传说，其中以《邵伯梵行寺山茶》最为著名。那是一年初冬，被贬的苏轼来到邵伯古镇。清晨，山间积雪重重，他独自一人漫步林间，看到古刹梵行寺旁被人遗忘的墙角，一丛山茶在风雪中凛然绽放。诗人感慨万千，提笔写下《邵伯梵行寺山茶》一诗。此诗强烈抒发了诗人怀才不遇的孤独情怀，却又表达出诗人面对逆境绝不自怨自艾，反而要不畏严寒、“灿红如火”的坚韧品质。　　

　　三　　

　　在邵伯湖边无数文人贤者之往事传说的熏陶下，邵伯古镇人才辈出，素有“举人满街跑，秀才多如毛”的说法。仅有清一朝，举人便连中53人，秀才、贡生更是不胜枚举。官居清朝户部、工部、吏部、兵部四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全权大臣的董恂便是邵伯的一位历史名人。　　

　　董恂（1807-1892），道光二十年（1840年）进士，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元老，同治三年（1864年）翻译美国郎费罗《人生颂》一诗，成为“具体介绍近代西洋文学第一人”。　　

　　董恂是个未蒙父爱的遗腹子，幼时家贫，仅靠慈母浆纫度日，偶得施舍，竟被人嘲为乞丐，称其为“董花子”。然而，穷不失志。董恂之母深明大义，她在灯前月下所讲的“孟母三迁”“岳母刺字”等故事，打动了幼年董恂，为其立志向学打下了重要基础。大雪纷飞的清晨，董恂伫立在寒风凛冽的私塾屋檐下学习“子曰诗云”；月色暗淡的深夜，董恂用清水在青砖上反复练字。为了读书，他不顾势利冷眼，几乎借遍邵伯所有的私人藏书。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三十出头，进士及第的董恂从“乞丐”一跃成为朝廷重臣。“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身居高位的董恂一刻也没有忘记民生之多艰。他热心慈善事业，捐资博爱堂，创建恤嫠会，收养了无数无家可归的老弱病残。　　

　　董恂为官清廉，忠正耿直。同治十年（1871年），镇江海关查获漏税洋船，根据规定应予驱逐。可狡猾的洋人更名易主，妄图逃避惩罚。经查此乃英国商船，当时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董恂听说以后，召见英驻华使节，严词斥责。在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英使“气夺语塞”，只得按章办事。在与俄、美、英、比利时签订通商条约的过程中，董恂机敏过人、不辱使命，令一贯盛气凌人的洋人咋舌敬佩，实属难能可贵。　　

　　咸丰五年（1855年），董恂有感于“目穷千里，而不能自见其睫”，怀抱着对邵伯古镇的热爱，立志编撰家乡志《甘棠小志》。该志史料翔实，文采飞扬，详尽记叙了古镇一千余年的历史变迁、风土人情、庵观寺庙、名胜古迹和历代骚人墨客吟咏邵伯的诗词歌赋等，为家乡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史料。　　

　　“我有扬州鹤，谁存邵伯棠”。古镇地处江淮咽喉、苏中门户，得天独厚的险峻地势、四通八达的枢纽通衢、浑厚深沉的文化内涵，让邵伯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春波湛湛，斗野亭地转星移风烟浸；秋气高爽，甘棠埭月明笛咽客舟行。清官廉吏、贤将名臣犹如璀璨星辰般于邵伯的古老岁月中闪耀，往来淮千年，今昔犹有，清风荡漾邵伯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