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对“修身”这样论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可见，一切事业的成功“皆以修身为本”。基于“家国同构”的理念，中国古代士人均以“修身”为第一要务。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最理想的人格基础。自身不修，不足以为家、为国、为天下。中国古代践履这一理念的士大夫不在少数，曾国藩可算是其中出类拔萃者。　　

　　历史上对曾国藩的评价褒贬不一，但对他的修身“实学”一直被后世推崇，甚至评价他为“修身齐家治国之完人”和“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精神的典范式人物”。回眸文献资料，年轻时的曾国藩也是“凡人”，智商不高，气量不大，生活中还有很多恶习，他自己骂自己“禽兽不如”，但他通过“师友夹持”，以唐镜海为老师,倭艮峰、窦兰泉等为朋友，立志修身，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通过自我反省，自我总结，成全自己。曾国藩家书中对家人谆谆教诲的修身实操指导，以及在日记中和同事进行修身心得的分享，初步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修身“实学”理论体系。　　

　　理学自宋朝以后，一直被奉为官学，其兴起和发展都与湖湘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出生于晚清的曾国藩，自发蒙开始，就耳濡目染理学家的著述，特别在涟滨书院和岳麓书院期间，深受程朱一系语境中理学传统的熏陶。其中，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颜元提倡“实学”，注重实践的观点，因其“经世致用”之功效而引起曾国藩等湖湘理学经世派的重视。尽管明清之前的经书典籍中已有关于“实学”的记载，然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真正诠释和践行其内涵者，应为“晚清第一名臣”曾国藩。因为纵观曾国藩一生，他始终将“实学”的意蕴贯彻到其理学实践中，且将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发挥至极致。　　

　　实用：修德读书，国之藩篱 　 　

　　读书以明理是曾国藩修身“实学”的重要方法。钱穆认为：述说近百年之诸儒读书论，曾氏是极可注意的第一人。明清时期，读书人往往把“赢得生前身后名”作为自己求学的终极目标，在年轻的曾国藩看来，读书不应只是求取功名的手段，而应将“修身、明理”摆在首位，他告诫家里的年轻子女：“凡人一家，只有‘修德读书’四字可靠”，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他认为，人的气质本来是天生的，本来难以改变，但读书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情操和价值观，这种观点与苏轼在《和董传留别》中“腹有诗书气自华，最是书香能致远”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读书以远志是曾国藩修身“实学”的重要途径。他从二十三岁进入岳麓书院开始，终其一生，“无一日不读书，无一日不作文”，不论是初出茅庐还是名满天下，身处顺境还是逆境，健康或者疾病，青壮年还是迟暮之年，他都坚持以读书修身，以史为根，以书为鉴，以“国之藩篱”目标，通过自我道德修炼，达到圣贤的道德境界。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三十一岁的曾国藩读书后感悟到：“每日所看之书，句句皆物；切己体察、穷究其理即格物。所谓诚意者，即其所知而力行之，知一句便行一句。坚持二者并进，则便会达到下学便上达的目的，才能始于修身，格物致知、诚心正意，而终于治世，获得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功效。”之后，他把读书修身与齐家、治国、平天下紧密联系起来，在日记中写下“读书立志，须以困勉立功，志大人之学”以自勉，同时谆谆告诫家人亲友读书要志存高远，要有远大理想，要有内圣外王的抱负。　　

　　实诚：拙诚修身，脚踏实地 　 　

　　拙诚修身是曾国藩修身“实学”的最大特征。“拙诚”一词出自《韩非子》：“巧诈不如拙诚。”“拙诚”是指心中不存恶念，诚心诚意地做事，虽然有时行为举止略显愚直拙笨，但从不欺瞒别人。曾国藩五岁启蒙，六岁入家塾“利见斋”，在父亲的指导下，学习非常扎实，并发展出了一套践行“拙诚”理念的功夫，强调做任何事不存投机取巧之心，一步一步、实心实意。例如，他讲究扎硬寨打呆战，步步为营，同时诚心实意地关怀体恤部下，训诫部下时从不空谈大道理，凡事尽量亲力亲为，特别是识人用人必须亲自考察了解，细致观察他人的日常行为举止。他为树立勤政实干的官场正气，亲自编撰《劝诫浅语十六》，强调实干苦干，要求官员勤勉务实，并以此作为自我的行为准则。他从治事到治军，都践行拙诚理念，直到垂暮之年。　　

　　笃实践履是曾国藩修身“实学”的最大特技。青年曾国藩深受湖湘文化的熏陶，注重经世致用，同时借鉴师友关于修身的观点，牢记先贤的教诲，在逆境中接受磨炼，“必以践履为主，不徒讲习讨论而可云学也”。他在修身上“行之以实，持之以久”，“但求脚踏实地，颠扑不破。其初磨折，久后著有成效”。他还在家书中写道：“即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欺也，知一句，便行一句”，他笃实践履的核心，把“力行”与“不欺”紧密联系在一起，正如“虽至微至隐、人所不知之地，亦常慎之。小处如此，大处亦如此；显明处如此，隐微处亦如此；表里内外、精粗显微，无不慎之”。后来，他在“两江任内，讨究文书，条理精密，无不手订之章程，点窜之批牍”，践行“拙诚”理念，“凡有裨于国计民生，无不尽心经蒙田，实力兴办”。他严于律己，躬行践履，把“拙诚”理念付诸行动，始终如一。　　

　　实行：勤俭清廉，淡名轻利 　 　

　　勤俭清廉是曾国藩修身“实学”的重要保障。“勤俭”是曾国藩他对家人的道德要求，“清廉”是他对自我为官的道德规范。曾国藩祖父曾玉屏，通过勤劳耕作，节俭自新，使家境好转，他从小就耳濡目染。道光十五年（1835年），二十四岁的曾国藩会试未中，寓居北京长沙会馆读书，第二年，恩科会试再次落第，可他仍旧不灰心，继续勤奋苦学。他说“勤”乃人生第一要义。无论居家、居官、居军，皆以‘勤’字为本。曾国藩出生于普通耕读家庭，祖辈以务农为主，生活历来勤俭。所以，他以“廉”字自律，指出“‘廉’字是人生之根本，即我楚师水陆两军之根本也”。他经常在日记中提及“清、慎、廉”三箴。年幼所浸润的习俗影响了他一生，使他有了几分“不忘初心”的定力。他在担任两江总督时，亲笔书写“廉”字巨幅匾额悬挂在督府，时刻提醒自己廉洁自守。他一生勤俭清廉，官至总督时，仍穿家人为他纺织的粗布衣和自制的鞋袜，一件青缎马褂，只有在大典迎宾待客时才会穿上，此件马褂跟随他30多年。他还要求家人衣物不得多制，不准用丝绸，不能过多装饰……他明确表示，自己出行无需迎来送往，生活开支上能省则省。他饮食简单，早餐吃开水泡饭，每顿饭以一荤菜为主，“绝不多设”。在南京城任两江总督府内时，晚上批阅公文时的灯光也不浪费，家里的女眷要就着灯光纺纱织麻。　　

　　淡名轻利是曾国藩修身“实学”的重要表现。他在岳麓书院读书时就不与人“争光”，宁愿自己吃亏。后来进入官场，时局错杂，但他在入世中出世，超脱人世间的名利纷争，在人生成就的巅峰，解散湘军，为国效忠。他告诫子女“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名利皆因贪欲起，他希望子女不可贪图富贵奢华，“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据史料记载，清代官员薪禄不高，年轻的曾国藩为人慷慨，为政清廉，他三十至四十岁为官期间，个人财务基本每年都出现赤字，日子过得窘迫。在他统军之后，掌握军中财政大权，可以支配的钱财很多，但他并未中饱私囊，仍表示“不要钱”甚至把自己的部分收入捐赠给战区灾民。曾国藩的女儿曾纪芬80岁时回忆父亲说，父亲的部下都了解他的人格，都能廉洁自爱，淡泊名利，也从来没有部下给他送礼。正是由于他的勤俭清廉，淡名轻利，远离贪欲，得了人心，得到了部下的追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