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圣三年（554年），江陵沦陷，梁元帝在与西魏的战争中失败，一怒之下烧毁古今图书十四万卷，并声称自己焚书的原因是：我读书万卷，还落得如今这个下场，读书再多有什么用呢？　　

　　难道读书多真的能够把人读蠢吗？一千一百多年后，王夫之批评道，千余年来，没有人不憎恨梁元帝不悔改政治上的错误和对人民的无道，却将罪责归咎于读书。为此王夫之写下《论梁元帝读书》，对梁元帝的遭遇进行了深刻反思。王夫之虽然不知道梁元帝焚的是些什么书，但拿梁元帝所撰写的文章来看，无非是一些华而不实的辞藻骈文。话说当年，武帝萧衍被叛贼挟持，国家面临分裂，危在旦夕，而梁元帝依然早晚苦读，乐此不疲，精力消耗，既不伸张正义，又不会把握时机，这和沉迷于赌博酒色，又有什么区别呢？　　

　　王夫之认为，历史上不只梁元帝读书把自己读蠢的例子。宋末元蒙之际，号称儒者的人都喜欢讲空洞的大道理，却不想有什么用处，计算着“五经”《论语》《孟子》有多少字句，在章句的文字结构、呼应形声上比附，饱食终日，这对身心有何益处呢？对人伦事理有何用呢？对政治教化有何帮助呢？这种人不得志时，反教人禁锢他人之子弟；得志时，则误了国家。这和梁元帝兵临城下还在讲《老子》、虏骑渡江还在听高僧说法有什么差别呢？　　

　　读圣贤书，岂是像参禅礼佛那样，只要每天抄写诵读就会有功德？　　

　　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读书呢？　　

　　王夫之指出：“领会书的精神实质，以确立修己治人之本；考察书中隐藏的意义，以达到精通事理、融会贯通、运用自如的境界。善读书的人得之于心但能用书中的道理检验纠正自己行为的人太少。次一等的如太子李弘读《春秋》读到不忍卒读的也很少，再次一等的如穆姜读《易经》能自我反省而知道愧疚的人一样很少。”　　

　　不抓住书中的重点，不研究书的精华，不审察合乎时宜否，像汉儒曲解《公羊传》而废皇后太子；王莽曲解古书讥刺匈奴，都是妄解经典的蠹虫。没有高超的见识掌握书本大旨，没有取舍的标准独立审慎思考，那么读书万卷，只会更加迷茫，倒不如不学无术者还能保持纯朴。　　

　　王夫之一针见血地指出：“孔子说过‘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志定了再读书方有益处。没有听说过漫无目的单单为学习而学习的。心无定志，读书时心志就会随时游移，异端邪说，流俗小智，乘虚而入，大则侵蚀人心，小则荒废日月，这是梁元帝越读越蠢却至死不悟的原因啊！怎么能怪罪于读书之错呢？一般的学者，效其浅陋，不能不加以警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