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里仁》篇里，孔子曾正告天下：“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作为君子，没有什么事情必须做，也没有什么事情必须不做，标准只是一个：“义之于比！”　　

　　何为“义之于比”？可以先看一个故事。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滦阳消夏录六》载：有一陈姓书生，在神祠读书。时值夏夜，遂“袒裼睡庑下”。梦里有神将其召至座前，对其行为不检、不遵礼法进行严厉呵责。陈生辩解说，殿上原先有许多贩夫睡在这里，也是袒胸露背，与我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何反获愆？”　　

　　故事里，神的回答是：“贩夫则可，汝则不可。彼蠢蠢如鹿豕，何足与较，汝读书，而不知礼乎？”　　

　　对于这个故事，纪昀的评论是：“凡事论是非，不论有无。自古以来，何事不曾有人为之，可一一据以藉口乎？”　　

　　书中对陈姓书生的批驳，有《春秋》责备贤者的意味。就像那句名言：“你可以选择做圣人，也可以选择做俗人，但你不能选择让大家像圣人一样崇拜你、还要像俗人一样原谅你。”陈生既然是读书人，自然知礼，怎么能和普通“贩夫”相比？怎么能将自己的行为标准降低？这样的说教多少有贬低劳动人民的口吻，并非完全可取。　　

　　倒是纪昀的回答更加深刻、更加触动人心：凡事必须“论是非，不论有无”，否则，以事之有无作为行动的标准，天下也就没有不可为之事，因为“自古以来，何事不曾有人为之”？照此下去，任何人都可以由着自己的性子，为所欲为了。没有了标准和原则，人会失去方向，社会变成一盘散沙，有谁会期望生活在这样混乱的世界里？　　

　　通过纪昀的感慨，不禁想起鲁迅先生写的《阿Q正传》。阿Q摸了一下小尼姑的头被举人敲了脑壳，他很不理解：“和尚摸得，我为何摸不得？”阿Q似乎远去，但他的“魂儿”却仍然附着在后世一些人的身上。许多贪官落马，往往抱怨“自己倒霉”“撞在了枪口上”。在他们看来，这样的事情，某君在做；那样的事情，某君也不少。只是从来不问或者少问：这样的事情，党纪国法可不可以做？党员的身份可不可以做？正直的人可不可以做？　　

　　义之于比，才不会“乱花渐欲迷人眼”；才会心明眼亮，“八风吹不动”；才会不管风吹浪打，“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然后在“义”的指引下立定脚跟，坦坦荡荡，信步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