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强不息的气象
唐代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都是历史上著名的盛世。极盛时期的唐朝东起朝鲜,西抵咸海,南跨交趾,北尽大漠,纵横数万里,地域不可谓不广大,国祚不可谓不长久。
其实,盛唐之气象不仅在于其地理上的广袤和时间上的久远,还在于其蓬勃向上的精神和自尊、自信、自强不息的朝代性格。
隋末,中原大乱,曾臣服于大隋并奉隋文帝为“圣人可汗”的突厥进入了极盛时代,且一度反过来势陵中夏,史称“戎狄之盛近代未有也”。不仅薛举、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梁师都、李轨等先后向突厥称臣,就连唐高祖在太原起兵时也不得不交好突厥,派刘文静出使突厥,引以为外援。唐朝建立后,突厥一方面屡屡派人索要财物,另一方面不断入寇中原,掳掠人口、财物。贞观三年(629年)底,唐太宗决定出击突厥。次年,李靖在定襄以少胜多大破突厥,不久后生俘颉利可汗。
自强不息,这正是一个鼎盛王朝的开国气象。
更加难得的是,大唐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不单体现在上升期,在其中后期也屡有出彩表现。安史之乱后,河西诸州沦于吐蕃之手,尽管如此,河湟人民始终未曾忘记身上流淌的是大唐的血液,时时想着重新回归大唐。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陷于吐蕃的沙州张议潮举行起义,成功驱除占领军,向朝廷进献河西十一州版图。至此,陷没将近百年的河湟故地重新回归朝廷,诗人杜牧躬逢其盛,在《河湟》一诗中对此称赞道:“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
相对于唐人创造多次令人惊异的壮举、奇功,唐人身上这种坚韧、不服输的精神或许更加令人感动。毕竟,任何制度和技术脱离了具体的人,脱离了人的精神,都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实际上,在世界历史中的大多数时刻,只要没有太大的内忧外患,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之巅、执世界经济之牛耳似乎更多的是一种常态,毕竟疆域狭促的宋朝一度占据了世界经济版图的半壁江山,甚至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经济总量也占到了世界的三分之一。
唐人这种积极向上的文化、高昂向前的民族精神在流传至今的边塞诗中也有着体现。“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描摹出了将军之骁勇。“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一种洒脱的英雄之气跃然纸上。“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投笔从戎的凌云壮志令人心动。“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将士们即便思乡也没有半点颓丧消极的情绪。
中国在数千年之间之所以能连绵不绝、历久弥新就源于其制度和文化上的延续性。近人章太炎在民族危亡之际力主弘扬国故、国粹,“以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他还具体指出国故在内容上主要有三个方面:语言文字、典章制度、人物事迹。可见,章太炎将典章制度作为我们民族的重要精神财富。
纵览中国历史,任何一个朝代想要传之久远,必须要有一个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一个朝代的制度往往决定着一个朝代的性格,并影响一个朝代的命运。周公在二次东征后,制礼作乐,奠定了姬周将近八百年的国祚。汉宣帝在总结汉朝家法时,提出“吾家自有制度,霸王道杂之”。后来的宋、清等朝代也纷纷将法度奉为行政的圭臬。
具体来说,唐朝在隋朝制度的基础上,融合了北魏、北齐(对应关陇地区),西魏、北周(对应山东地区),梁、陈(对应江左)等三大制度体系,探索实践了一种新的制度,如三省六部制等。值得注意的是,唐人效法古人时,不是亦步亦趋、照搬照抄,而是效法其意,结合当下情境调适修正,主张得其意而舍其形。
隋唐时期所开创科举制度更新了此前略显封闭保守的九品中正制。科举制度畅通了阶层上下流通渠道,给贫寒子弟保留了一个上升的渠道。既保证了公平、公正,也保证了朝廷选拔人才的需要,有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这一制度不仅奠定了中国选官制度的基础,还对现代文官制度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广阔的地域和巨大的人口条件下,维持政治的统一,中国在全世界上是独一家的。在大一统前提下实现国家的良善治理,在中国规模和中国治理经验基础上,形成中国具有原创力和独特性的中国思想,尤其需要如烹小鲜般小心翼翼。这也是来自唐朝的一个重要启迪。
中原政权在长期与周边社会接触和交往中,形成了一系列原则和规范。唐朝对外实行睦邻友好的开放政策,同时与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交往。在即位之初,有人建议唐太宗耀兵异域、振伏四夷,这为唐太宗所拒绝,相反他采用了魏征“修文德,安中夏。中夏安,则远人伏矣”的建议。
《论语》中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在以利益攻伐相尚的国际丛林法则中,唐朝的对外政策更显卓尔不群,也更具大国气象。
唐朝的制度文化对周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所一针见血地指出:“隋唐两朝为吾国中古极盛之世,其文物制度流传广播,北逾大漠,南暨交趾,东至日本,西极中亚。”周边国家积极从唐朝吸收先进文明成果,促进自身跨越性发展,高丽王朝开国之君曾说:“惟我东方,旧慕唐风,文物礼乐,悉遵其制。”日本大化改新也以唐朝典章制度为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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