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颂（1020年—1101年），北宋著名科学家，他主持创制了世界上最早的天文钟——水运仪象台，主持编著的《本草图经》是我国古代的药物学巨著。李约瑟高度评价苏颂：“苏颂是中国古代和中世纪最伟大的博物学家和科学家之一。”苏颂还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五十多年历经五朝，哲宗朝升为宰相。他为官清正，远避权宠，不立党援，遵制守法，顾全大局，团结民族，颇得民心。南宋理学大师朱熹这样评价他：“赵郡苏公，道德博闻，号称贤相，立朝一节，终始不亏。”

　　历史上，做一个名臣贤相难，做一个名臣贤相兼科学家，那就难上加难；一个人要在一个领域领先世界为人类做出杰出贡献难，而要在多个领域领先世界为人类做出贡献，那更是难上加难。

　　唯独苏颂，他不畏这“难上加难”，以他“五岁父口授孝经、古今诗赋，皆成诵”的禀赋才华，以他“平生少睡，虽三鼓枕，至五鼓不复瞑”的刻苦勤奋，迎难而上，在从政的同时，不畏劳苦登攀在崎岖的科学道路上，终于到达光辉的顶点。

　　惠爱于民此最亲

　　“惠爱于民此最亲”，这是苏颂任地方官时所写的《次韵王伯益同年留别诗》中的一句。

　　“诗言志”，苏颂把“惠爱于民”作为当官的最高使命。他一生五次出任地方官，每赴一任，都是尽其所能，身体力行，为民造福，因而深受百姓爱戴。

　　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时，苏颂“建请浚自盟、白沟、圭、刀四河，以疏畿内积水”。知沧州时，遇黄河泛滥，苏颂经过实地调查研究，提出疏引黄河水的办法，他不辞劳苦，深入灾区，亲预其事。在杭州任内，他记挂市区水涩百姓饮水不便，把凤凰山的甘泉水引入市区做自来水用，黎民百姓皆大欢喜。出任江宁知县时，苏颂明察暗访，核实丁产，造册课税，严惩一批瞒产逃税的劣绅，大大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在颍州知州任上，朝廷为筑皇陵向州县派贡，州县纷纷加派肥私，苏颂上书为民请命，减轻百姓负担，结果任务完成了，老百姓还不知道。

　　苏颂关心民瘼、体恤百姓的爱民之心深为皇帝所知。熙宁九年（1076年）正月，苏杭地区再次受灾。在选任地方长官时，宋神宗感慨地说：“苏颂仁厚，必能拊安吴人”，再次委任苏颂前往灾区赈灾。

　　苏颂从二十三岁入仕，直到八十一岁拜太子太保，一生从政，始终把“惠爱于民”作为最高使命。一个官吏能否清正廉洁，其根基在于他是否爱民。凡真心诚意为民谋利的官吏，皆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而那些以晋升和谋私为目的的官员，绝大多数都陷入了贪污和腐败的泥淖。

　　故里碑与熙宁三舍人

　　在苏颂故乡，有一座木石结构的甘露亭，亭的东南侧至今屹立着一方古朴的石碑，人称“故里碑”。碑的正中阴刻“宋熙宁三舍人丞相正简苏公故里”文字。“丞相”是苏颂的官位，“正简”是苏颂的谥号，令人困惑的是碑文中“熙宁三舍人”既非官职，又非谥号，为什么却冠在“丞相”“正简”之上？更令人不解的是，岁月流逝，八百多年过去后，为何清代人还必恭必敬地把“熙宁三舍人”镌于碑石，宣示过往的大小官员呢？

　　原来，这与一桩发生在北宋熙宁三年（1070年）有关官员选拔的事件有关。这一年，苏颂任工部郎中、知制诰，负责起草诏书。其时王安石推行新法，他请求朝廷破格提拔一名地方官李定到朝中任职。苏颂不反对新法，还对青苗法的施行提出过有益的建议。但是，事关为国选才，苏颂认为要慎之又慎，特别是越级提拔，必须是“非常之人，声名显闻于时，然后可以压服众议”。而李定精于投机钻营，巧对神宗质询，“一言称旨，便授台官，此乃度越常格，隳紊法制”。时为中书舍人的苏颂，与他的同事宋敏求、李大临一起，“封还词头，不予具草”，不肯起草任命书。苏颂、宋敏求、李大临因此被撤职外放，这就是宋史上有名的“熙宁三舍人”事件。

　　时间是无言的批评家，靠媚上取巧的李定，终因政绩平庸、不尽孝道、弄虚作假，一再被贬，“晚岁去位，人人唾骂”。而坚持原则的苏颂此后却“宾客满门，人望益重”，天下人“高其节”，得到了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

　　吏治是否清明，任才是否得当，事关一个政权的生死存亡。苏颂主张官吏的任用升迁应遵循既定的制度，特别是他在选拔人才时坚持廉洁奉公、一尘不染的高风亮节，不但在当时被证明是正确的，时至今日仍不失其重要意义。

　　奉养如寒士

　　《宋史·苏颂传》记载：苏颂任馆阁校勘九年，仅以薄俸“养祖母及母，养姑、姊妹与外族数十人”“妻子衣食常不给，而处之晏如”，有客上门，竟“不能备一酌”。苏颂任尚书、宰相时却“赡给常苦不足”。为了节用，他常常用裁下的碎纸片写字，“未尝妄费寸纸，每剪碎纸为签头，稍大者抄故事”。

　　当车轿衣饰盛行涂金之风、大兴土木建设楼堂馆所之时，苏颂逆世风而行，向皇帝建言，此前朝廷“严禁涂金之令，所以戒淫侈，而敦质素也……京师无名土木，营民费财，望戒内外，不急修造，及佛祠、神庙悉皆禁”。苏颂以身作则，升任宰相之后，他的住宅依然简陋，乃至下属们都说这样的“府第”实在与宰相身份“极不相称”。可是又有谁知道，苏颂除此“蜗庐”之外，竟“四方无尺椽寸土”！

　　历代史家对人物的评价，都推崇“盖棺定论”。曾肇撰写的《赠司空苏公墓志铭》中，是这样评述苏颂的清廉节俭的：“家贫，担石不充，无愠色”；“虽贵，奉养如寒士。筑第京口，仅蔽风雨。比薨，来吊哭者，见其服用俭素，皆叹息而去。”

　　官至宰相，苏颂门前没有前呼后拥的阔绰排场，没有花前月下、笙歌不绝的闲情逸致，更没有灯红酒绿、众官酩酊的骄奢淫逸。陪伴苏颂的，是明月清茶，是政务之余的博览群书、广猎博采……

　　世胄相传清白训

　　在苏颂故居，有一副后人摘录苏颂诗句的楹联：“世胄相传清白训，源流同是子卿孙”，揭示了苏颂作为名臣贤相及其后代清廉从政的基因。

　　苏颂出生在“七世仕本朝”的望族，苏氏有诗礼传家的传统。苏颂的广博知识与祖父苏仲昌的严格家教是分不开的。苏颂的父母对苏颂更是精心培养，其父苏绅一刻也不放松对苏颂的教育，他每到一地任官，都要为苏颂延聘教师，设学厅，并让叔父及名人子弟与其共读。后来苏颂叔父苏缄及家人为国捐躯的壮烈之举，也深刻影响了少年苏颂。优越的家庭环境、严格的家庭教育对苏颂的成才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苏颂的知识和品德都得益于家庭教育，所以他对家教格外重视。他留给后人的家教资料，主要有《魏公谭训》及《感事述怀诗》，还有载于《芦山苏氏大宗总族谱》中经过他修订的《苏氏家规》以及寓于其他诗文中的家教言论。

　　苏颂后人及现代研究者，整理出苏颂的家教思想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重视文化知识。他给子孙的戒言是“非学何立，非书何习，终以不倦，圣贤可及”，要求子孙做到“广读博学”“学贵于勤”。

　　二是道德先于文华。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科举社会中，苏颂虽然重视文化知识的学习，但更注重道德操守的培养。苏颂“道德为先”的核心是恪尽职守，忠于国家，当国家需要你献身时，你能毫不犹豫地为国捐躯。他在《魏公谭训》中不止一次地褒扬他的叔父苏缄为国捐躯的壮烈事迹，要求子孙世代牢记并发扬光大。在如何对待钱财、土地的问题上，苏颂要求子孙淡泊寡欲、诚信不欺，这也是苏颂“道德为先”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是身教重于言教。苏颂要求子女做到的，自己必先做到。他处处以“行完学富”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在苏颂大量的家训言论中，多数是以自身为教的遗训，因为他认为身教比言教更有力量。

　　四是持家以孝，治事以公。苏颂家教以孝为本，苏颂为子孙订立的《苏氏家规》开篇就训示说“凡为子孙，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正妇顺，内外有别，老少有序”。苏颂的家教还提倡治事以公，他训示子孙“处事必公”“为官必廉”，他自己更是以身作则，在对待好友儿子及自己亲属的升迁上都一视同仁，并不特殊照顾。

　　面对苏颂的家教思想，一种发自心底的敬意油然而生：一个人杰出，可能没什么了不起，能“世胄相传清白训”，把子孙培养得卓尔不群，才真正了不起。

　　春秋代序，千年已往。苏颂在科技领域的辉煌业绩，世人共知，而作为杰出政治家，苏颂的廉政思想亦是流传后世的一份丰厚的精神财富。（张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