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一些官员在为官过程中，尤其是在基层为官过程中，非常重视民情。他们秉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理念，一些官员在任职期间，了解存在问题、解决疑难杂症、化解各种纠纷、注重民生问题，做一些打基础、作铺垫、利长远的事情，最终做出了政绩，赢得了百姓爱戴。

　　注重“潜绩”

　　严象祖在宋理宗绍定五年被授吉州判官。上任之后，面临盗寇猖獗的现实情况，有人提出“清野”之策。严象祖认为这样做不可以，并给出了理由：“寇未逼城，先使万家之民破屋庐毁生，理不可。”严象祖认为如果采取坚壁清野的政策，固然会消灭盗贼，会出一时政绩，但会产生危害百姓的后果。严象祖通过“严保伍、结士兵、联厢禁”这样强基础、壮实力的举措，最终平稳地消除了寇乱。

　　42岁的黄莘田在雍正二年出任广东四会县知县。《麟峰黄氏家谱》记载四会县“邑旧有堤，绵亘数十里”，虽然有旧堤这个防洪的良好基础，但是也抵挡不住洪水的侵袭。黄莘田在前人基础上，继续做打基础、利长远之事，“畚筑厚且坚”，对旧堤进行修缮和坚固，最终起到了良好作用。黄莘田的政绩被人称道为“有古良吏风”。

　　嘉庆二十二年8月，阮元出任两广总督。当时岭南地区比较偏僻，文化属于不发达地区。在粤近十年间，阮元看到广东“束书不读，不立文字之流弊”，决定大兴文化之事。当时在粤兴文，虽然推进过程比较艰难，但是非常重要，阮元下决心着力打造文化政绩。在粤期间，阮元修《广东通志》，创学海堂，建三水行台书院，培养汉学人才，开广东近代文化兴盛之端。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广东近百年的学风，由他（阮元）一手开出。”

　　以民为本

　　余廉征在顺治六年中进士，被授予平顺县知县、苏州知府，在任职期间，“简静宜民”“整躬率属”，他对老百姓好，老百姓对他亦好。其为官有“古君子风”。毛际可在顺治十五年中进士，被授予彰德府推官。在他的为官过程中，能够为民做实事、做好事。“修湑河五门堰，溉田五万余亩”，百姓非常受益，“至今赖之”。方象璜是顺治十六年的进士，被授予湖南理刑，任职期间，为民除盗患，政绩卓越。后在合肥任职期间，在包拯祠住宿，以“誓将黾勉清节是砥，倘不恤民，有如此水”为自勉之词。除火耗，革职弊，“代民偿槽米七八余石”，当地百姓对他感恩戴德。

　　徐士讷在康熙十五年中进士，被授河南嵩山县知县。上任之后，坚持以民为本。徐士讷开荒辟土，奖勤罚惰，革除无名杂派，建伊川书院，修邵康节祠，亲自讲学教化，经济由此发展起来，当地百姓视之为父母官。当时名臣汤斌赞誉他：“冰清玉洁，实心爱民，第一廉吏也。”因其爱民心显，政绩卓越，被提拔为山东济宁知府。徐士讷在这个新的岗位上，仍然能够坚持以民为本，为民做实事。当时济宁面临饥荒，徐士讷率先捐俸，并倡导富民捐资，赈济贫困，“活十余万人”。黄河决口，“患及济宁南乡”，徐士讷亲自到一线了解灾情，“浚河治水”，“工程已达十之七”，因其积劳成疾，在任上病逝。

　　侯鸣珂在同治四年被任命为陕西孝义厅同知。当时孝义厅遭灾，户户断炊、饿莩遍地。看到此情此景的侯鸣珂给自己立下誓言：“不解民倒悬，鸣珂宁愿一死！”上任之后，一方面，侯鸣珂向朝廷汇报灾情，请求赈济，等到赈济下来之后，他亲自赶着骡马将粮食运送到各地，拯救灾民两万多人；另一方面，侯鸣珂号召百姓搞生产自救，与百姓一块上山挖地、下田插秧。侯鸣珂更以俭朴的作风严格要求自己。他给自己和家人定下的规矩是：“一日三餐，不得过斤；洋芋、包谷、糠菜各三一，不得妄加细粮。”侯鸣珂所在厅衙有一个叫余言吉的小吏，不甘忍受俭朴生活，向百姓勒索了十斤猪油，自己留下五斤，将剩下的五斤暗地里送给侯鸣珂夫人。侯鸣珂知道此事后非常生气：“刮民脂膏，如杀我父兄；百姓倒悬，尔等安享清福，不堪造就。”随后，将余言吉削职为民，责令其妻将五斤猪油还给百姓，并以受贿罪杖打四十。侯鸣珂率先垂范，赢得了百姓爱戴。等到侯鸣珂离任之时，当地百姓为了感谢他，敬送给他“仁德如春”巨匾。

　　求真务实

　　林则徐在各地为官过程中，其治水之功常被百姓称赞。他在江苏主政时间较长，其在江苏治水业绩亦颇为显著。“吴中称为数十年之利”。当时江苏涝灾严重，林则徐就如何疏浚除涝进行积极地调查研究，为科学制定治水政策、切实解决水患问题打下扎实基础。在调查研究过程中，林则徐发现疏浚河水直通海口这个方案花费太大且没有切实效用，故采取就近疏通到河的方案，既疏通河水，又可以利用此水灌溉农田。林则徐建议，在河口建闸坝，既防潮汐泥沙进入，又可使所积之水从所建之坝归海。闸坝建好之后，林则徐亲自察看和把关，如遇堤坝“有崩塌的危险”，便下令逐段“挑砌加固”。水利工程完成之后，在以后的水利应用中受到检验，成效显著。林则徐根据江苏不同地区、不同水情具体情况而采取不同应对之策。在高堰，他多设闸放水，减轻压力；在太湖，他侧重在下游进行疏通，防止侵占荡田；在海州，他注重疏导防涝：在徐州府，注重河道挑挖，因地制宜，成效明显。如果自己没有调查研究和实证分析，林则徐是不敢提出相应治水对策的。正如他在致邹锡淳信中所说：“此事弟未习地形，亦不敢妄议。”从中可见他的求实精神。

　　乾隆七年，郑板桥出任范县知县。上任之后，经常带一名衙役，扮作村民模样，到田间地头察看农情和民情。郑板桥在《自咏》中记述微服私访时的情景：“春雨长堤行麦陇，秋风古庙问瓜田。村农留醉归来晚，灯火千家望不眠。”当时许多民间实情都在郑板桥的探查走访中被获悉，他再以此为基础制定对策。有一年大旱，灾情严重，百姓到龙王庙求雨。看到此情此景的郑板桥积极地与群众进行交流，还写下了一首打油诗以开导民众：“吃斋能行善，骡马上西天。禁欲能益寿，太监活千年。求神能下雨，沙漠变绿原。若不疏浚河，怎能灌良田。”他还把这首诗歌当成告示四处张贴，让老百姓知晓其中的道理，放弃祈雨这个行为，转而行动起来，走引水灌溉之路。经过努力，灾年变丰年，出现了“种得新蔬雨后肥”的局面。郑板桥求实的行为为范县带入一股清风，通过干实事、察实情、出实效，作出了他的政绩。正如清代郑方坤在《郑燮小传》中所说：“既得官，慈惠简易，与民休息，人亦习而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