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离意，历东汉光武帝、明帝两朝，从郡的督邮干起，直至尚书仆射，为官30年，清正廉洁，且能体恤民情，特别是断案重伦理情义，勇于维护在情在理一方的正当权益，受到官吏和民众的敬重。

《折狱龟鉴》卷八载：钟离意入仕后，任会稽郡北部督邮，代表太守督察县乡、宣达教令、司狱讼捕等事。当时乌程县有孙常、孙并兄弟两人，在分家时各分得四十顷田地。后来弟弟孙并因病早逝。有一年闹灾荒，孙常便拿出一些粮食来接济孙并的妻儿，但又追算价钱并写了契券，进而又以孙并的田地来相抵。孙并的儿子长大后，到官府起诉伯父孙常，要追回田产。案件由钟离意负责审理，属官们都认为当年遭受饥饿的时侯，孙并的儿子全靠伯父孙常施给的少量粮食才得以长大成人，而他现在不知道报恩，反而与伯父打官司，可见他不是孝顺谦逊之人，主张判其败诉。唯独钟离意认为：“常身为伯父，当抚孤弱，而稍以升合（汉制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升合’指少量米粟），券取其田，怀挟奸诈，贪利忘义，请夺其田畀并妻子。”即孙常身为伯父，理当照管他弟弟遗下的寡妻弱子，而他没有尽到这份责任，只给他们母子俩一点点粮食，随即用契据夺取他们的田地，他心里挟藏着奸诈，是一个贪利忘义之人。因此，应该将孙常强夺去的田地还给孙并的老婆和儿子。众属官议后，认为这样处理十分妥当。

其实，对上述案件，钟离意和属官们都是从伦理情义方面考量的，所不同的是属官们只看到了事物的表象，偏重于家庭伦理“兄友弟恭”中，弟对兄要恭敬、顺从的一面，而忽略了兄对弟必尽的关照、爱护的义务，进而必然得出“兄胜弟败”的结论。钟离意则抓住兄的三个事实：一是大灾之年，只给“升合”米粟接济；二是即使这样还要写借券留存，欲“秋后”算账；三是最终夺取了全部田产，来折抵曾经的“升合”接济，而丝毫不考虑寡妻弱子日后的生计。从而认定，兄“怀挟奸诈，贪利忘义”，判其败诉。

从《后汉书·钟离意传 》看，钟离意为官非常廉洁。下面这件事最能反映他的廉洁品格。明帝即位，钟离意被征拜为尚书。这时交阯太守张恢因贪赃千金被判刑，所贪钱物没收交，皇帝下诏将赃物赐给群臣。钟离意分得一些珍珠，却不去收取。明帝问其为何不要？钟离意回答，我听说孔子忍渴不饮盗泉之水。这些肮脏的宝物，我的确不敢接受。明帝感叹道：尚书多么清正啊！于是改以库钱30万赐给钟离意，又升其为尚书仆射。

体现钟离意同情心、爱民心的事就更多了。

第一件事，钟离意被征召到大司徒侯霸幕府时，曾被派去押解一批囚徒到河内府，时值隆冬，有的囚徒患病，有的衣衫单薄，不能正常行走。路过弘农县时，钟离意就让县里替囚徒制作棉衣，县里不得已给他做了，但上书报告给了朝廷。钟离意在路上还解除了囚徒的枷锁，让他们方便行走，但要求按规定日期到达目的地。汉光武帝得到奏章，给侯霸看，并说：“你派的掾吏竟有如此仁爱之心，的确是个良吏。”

第二件事，建武二十五年(公元50年)，钟离意为堂邑县令。县民防广为父报仇，被捕入狱。此间的一天，他的母亲病死了，防广哭泣不能进食。钟离意哀怜他，让防广回家为母亲办理丧事。掾吏们都说不能放人，钟离意却说：“罪人是我放回的，我坚守信义，决不连累你们。”防广安葬母亲后，果然又回来坐牢。后来，钟离意又秘密上报防广葬母的事情，获诏为防广罪降一等，免除了死罪。

第三件事，钟离意任尚书仆射时，皇帝下诏赐予投降的胡人后代细绢，负责文案的尚书把细绢数量的十误写为百，皇帝看到呈上的报告大怒，召来尚书郎，准备杖打他。钟离意上前叩头说：“办事失误，常人都能够容忍，如果把大意当作过失，那么我的职位高，罪责应较重；尚书郎职位低，罪责应轻一些，错误全在我一人，我应当首先被定罪受罚。”说完脱去衣服准备接受杖打。皇帝怒意消除，让钟离意戴好帽子并赦免了尚书郎。

在中国的伦理中，极为重要的是“悌道”，它仅次于对父母的“孝道”，即兄友弟恭、友顺和睦，人们常常称之为“手足之情”“同胞之亲”。兄对弟，要友好、友善、友爱、关心、爱护;弟对兄，要敬爱、顺从。但兄弟又是最容易发生矛盾的，往往会为了经济利益而诉争。审理这类案件，在依法的基础上，还要重视伦理人情，当好社会良心的忠实守护者，说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