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亲爱的：

　　久为敌人所欲得而甘心的我，现在被他们捕获。当然他们不会让我再延长为革命致力的生命，我亦不愿如此拘囚下去。我现在准备踏着先烈们的血迹去就义，我已经尽了我的一切努力，贡献给了我的阶级，贡献给了我的党……

　　对于你，我尤其是觉得太对不住你了。你给了我的热爱，给了我的勇气，随时鞭策我前进、努力；然而毕竟是没有能如你的期望，并给与你以最大的痛苦。我是太残酷地对你了。我惟一到现在还稍可自慰的，即是我曾经再四的问过你，你曾经很勇敢的答应我，即使我死了，你还是——并且加倍的为我们的工作努力。惟望你能够践言，把全部的精神，全部爱我的精神，灌注在我们的事业上，不要一刻的懈怠、消极。

　　……

　　我今日审了一堂，我勇敢的说话，算是没有丧失一个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精神，可以告慰一切。在狱中许多工人对我们很表同情，毕竟无产阶级的意识是不能抹杀的，这是中国一线曙光，我们的牺牲，总算不是枉然的，因此我心中仍然是很快乐的。

　　再，我的尸体，千万照我平常向你说的，送给医院解剖，使我最后还能对社会对人类有一点贡献，如亲友们一定要装殓费钱，你必须如我所愿和嘱托，坚决主张，千万千万，你必须这样才算了解我。

　　……

　　别了，亲爱的，不要伤痛，努力工作，我在地下有灵，时刻望着中国革命成功，而你是这中间一个努力工作的战斗员！

你的爱人死时遗书

五月六日午后八时

（书信为节选）

　　刘愿庵，1895年生，陕西咸阳人。1908年随父移居南昌，入南昌大同中学读书。1923年初，他参加了共产党人恽代英在成都组织的“学行励进会”，传播革命思想。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刘愿庵被推举为宜宾五卅惨案后援会负责人之一，领导群众开展反帝爱国斗争，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刘愿庵任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兼中共成都特别支部书记。1927年9月起，他先后任中共四川临时省委秘书长和省委宣传部主任、宣传委员会书记。1929年，中共四川省委正式成立后，刘愿庵任省委书记。

　　其间，刘愿庵不但重视武装斗争，掌握枪杆子，而且也十分注重宣传工作。1929年春，他和李鸣坷等通过驻军师长、共产党员张清平出面筹集经费，创办《新社会日报》，揭露抨击蒋介石集团的种种罪行和劣迹，深受群众欢迎。5月，四川省政府奉国民党中央命令，查封《新社会日报》，共产党领导该报坚持与敌斗争，并得到广大群众和各界团体的大力支持。

　　1929年11月，刘愿庵在重庆主持了省委第二次全委会议。会议认为，四川总的政治任务仍是争取广大群众，准备武装暴动。正当四川党的工作顺利发展的时候，四川军阀刘湘首先采取了罪恶的“自首”政策，即利用我党个别叛徒，从内部破坏党组织。重庆第二十一军军部下设立了特务委员会，各县、市也建立了“清共”组织，收买一些叛徒组成侦缉队，专门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并成立“反省院”，开展所谓“心理战”。江（北）巴（县）士兵运动委员会秘书长易觉先、团省委负责人宋毓萍等先后叛党，充当刘湘侦缉队的爪牙。

　　1930年春夏之间，由于叛徒的出卖，驻在重庆的省委几次遭受重大打击。3月，临时省委组织部长穆青在重庆回水沟街被敌人逮捕，后被杀害。4月中旬，省军委书记李鸣珂外出办事，在朝天门碰上叛徒易觉先和一伙特务。狭路相逢，李鸣珂临危不惧，开枪打死叛徒易觉先，并打伤敌特3人，但终因寡不敌众被逮捕，后英勇就义。

　　5月5日，刘愿庵与省委秘书长邹进贤，宣传部长程攸生等人，在重庆浩池街三十九号裕发祥酱园铺楼上开会。叛徒陈茂华写了一张纸条叫街上一小贩交给附近岗亭里的特务警察，特务警察知晓此事关系重大，当即向第六区警察所长报告。警察所长立即派警察和便衣特务多人前往搜捕。突如其来的搜查，使大家措手不及，但很快镇定下来。邹进贤迅速将会议记录的纸张揉成一团，并高声问道：“你们是干什么来的？”警察吼道：“搜查”。此时，刘愿庵等见上楼的特务警察越来越多，便主动出击，争取脱险。刘愿庵因身患肺病，体质虚弱，与警察搏斗时被打倒在地，不幸被捕。程攸生、邹进贤在搏斗中也先后被捕。

　　军阀刘湘早已对刘愿庵的才华和在共产党组织中的重要地位有所耳闻，妄图采取“蜜糖”策略收买他。刘湘先后派刘愿庵的朋友、亲戚等来劝其投降，以“院长”“厅长”等官位和每月200元大洋的薪俸为诱饵，要刘愿庵脱离共产党组织。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刘愿庵，从入党的那一天起，就誓为中国人民和世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终身，不会为任何诱惑所动。敌人的劝降破产后，5月6日，刘湘二十一军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审判”刘愿庵。在法庭上，刘愿庵神态自若，据理驳斥，把法庭当讲台，宣传党的主张及共产主义真理。

　　当敌人的军法官询问刘愿庵的姓名、职业和住址的时候，他昂首挺胸，大声答道：“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斗士，中国共产党党员、四川省委书记刘愿庵……”

　　军法官愣了一下，说：“刘先生，你之为人，不但我们敬佩，就是军长也爱惜你。军长认为刘先生是国家的人才，他要我们转达刘先生，希望能退出共产党组织……”

　　刘愿庵坚定地答道：“我信仰马列主义，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经过了仔细研究和长期考虑的，是为了中国社会向前发展，这是我的人生观。至于生死之事，我早已置之度外，决没有什么退出共产党可言！”

　　“刘先生，军长对你非常惋惜……”未等军法官说完，刘愿庵轻蔑地笑了笑，说：“真的吗？我倒有点替你们军长惋惜。他吃的穿的都是老百姓用血汗换来的，不把武力用来替劳苦大众办事，反而伤天害理，残害无辜百姓，这倒真值得惋惜。与其惋惜我，不如去惋惜他自己吧！”

　　军法官见诱导不成，便威胁说：“刘先生，军长劝你不要误入歧途，你要三思而行，考虑后果啊！”

　　敌人的恐吓，激起了刘愿庵极大的愤怒。他高声斥责道：“什么歧途！社会主义是人类发展的必由之路，是不可动摇的真理。去把你们军部的政工人员和所谓‘名流学者’都找来，看他们谁能在我面前说清楚什么是歧途？除社会主义之外，谁能给中国社会及工农群众找出一条可以彻底解放的道路？我信仰真理，加入中国共产党，为祖国和广大人民的解放而战斗，走的是阳关大道，决不是什么歧途。我看，那些替帝国主义服务，残民以逞的军阀、买办和官僚，才是真正的误入歧途……”

　　见刘愿庵正义凛然，威武不屈，军法官毫无办法，只得宣布闭庭。

　　敌人劝降失败，法庭上的斗争无疑是刘愿庵胜了。这时，刘愿庵预感到敌人将采取最后的手段，置自己于死地。于是，他提笔给妻子写下一封遗书。在最后，他仍然不忘鼓舞妻子：“不要伤痛，努力工作，我在地下有灵，时刻望着中国革命成功，而你是这中间一个努力工作的战斗员！”

　　1930年5月7日，刘愿庵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的口号走向刑场。就义时，年仅3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