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施有奎《钱南园先生像赞》中写道“身致富贵，躬守清贫。亦严履蹈，不苟笑嚬（意为皱眉）。正色立朝，遇事直陈。戆章每上，权杵怒嗔。公不为动，中心安仁。”其所赞颂的人物是乾隆年间与刘墉齐名、号称“瘦马御史”的云南昆明人钱沣。

　　钱沣（1740年—1795年），字东注，号南园，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考中进士，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任江南道监察御史。钱沣一生刚直清廉，尤其是在两任监察御史上，以实际行动践行了监察御史的本分。

　　钱沣家境一般，但从小便受到较好的教育。钱沣祖上世代读书，后来家道中落，父亲为银匠，以手艺担负着养家糊口的重担。他的教育则主要由母亲承担，母亲特别重视品德教育，常以圣贤的故事教育他。他本人亦重视品德修养，曾说：“立品必自慎独始，于人所共知之者而犹不检，独中岂可复问？”

　　钱沣兄弟姐妹多，身为长子的他每天除读书外，还要帮助父母照顾家庭。他学习刻苦，年少时即显才气，且志向高远。《钱南园先生别传》称他“少有大志，举止岸然。少长，从塾师游，闻古贤人杰士，辄慨然欣慕。”他为官后亦保持着淡泊名利的心态，在经济上很吃紧。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钱沣从昆明回京复职，连路费都无法拿出，即使这样，当本地官员打算赠他路费时，他也婉言谢绝，最后拿着亲戚借给他的钱才回京复职。他双亲去世时，尚需典当家业或向朋友借钱办理后事。正是钱沣在生活中的两袖清风、不慕浮华，使他能在御史生涯中秉公执法、仗义执言。

　　钱沣为人正直，既不向权贵低头，更不肯同流合污。姚鼐在《南园诗存》序中写道，“当乾隆之末，和珅秉政，自张威福，朝士有耻趋其门不以希进用者，已可贵矣。若夫立论侃然，能讼言其失于奏章者，钱侍御一人而已。”和珅虽权倾朝野，钱沣不仅不向其献媚，且敢于向朝廷上书言其短。钱沣曾言国家设立言官，原是想借此拾遗补缺，剔奸除贪，倘若大家都尸位素餐，致使豺狼遍野而朝廷不知，那还要耳目之臣干什么？钱沣言必行，行必果。他勇于弹劾和珅的同党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称他们“吏治废弛，贪婪无餍，各州县库皆亏缺……”

　　山东巡抚国泰是满洲镶白旗人，四川总督文绶的儿子。国泰与前大学士于敏中之弟于易简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贪纵营松，征赂诸州县”。仗着父亲是总督，自己又与和珅关系非同寻常，他贪赃枉法、无恶不作。钱沣等人受命赴山东实地调查，和珅想包庇此事，帮国泰蒙混过关，便派家仆通风报信，结果被钱沣察觉。到了山东后，钱沣不动声色，坚持要查库，此举得到同行的山东籍官员刘墉的支持。“国泰闻使者将至，假市银补库。”国泰得到和珅的密报后，已向富商大贾借银两冒充官银放在仓库里。钱沣查库后发现每锭银规格不一、颜色不同，与官银的整齐划一截然不同。钱沣了解到库房之银是从各富商处暂借的，宣布请相关商贾速来认领，否则封库充公。于是，商贾纷纷前来认领，“库为之空”。事已至此，和珅亦感无能为力，钱沣等人据实禀报朝廷，国泰、于易简均被治罪，结局大快人心。

　　在钱沣的御史生涯中，国泰案是最惊心动魄的一案，他敢于与权倾一时的和珅直接较量，真不愧是御史之典范。御史的眼中揉不得沙子，对于他认为处置不当的事，不论事大事小，他都必须向朝廷表达自己的意见，否则便是失职。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肃发生灾荒，一些州县谎报灾情，冒领赈济，时任陕甘总督毕沅未认真核实便上报了朝廷。事情败露后，乾隆让毕沅自己确定惩罚标准，毕沅主动认罚，上缴白银五万两以充军饷。御史钱沣认为此事处理不妥，毕沅应当参照冒赈罪名予以惩处，并疏言：“冒赈折捐，固由亶望（指甘肃布政使王亶望）骫法，但亶望为布政使时，沅两署总督，近在同城，岂无闻见？使沅早发其奸，则播恶不至如此之甚；即陷于刑辟者，亦不至如此之多。臣不敢谓其利令智昏，甘受所饵，惟是瞻徇回护，不肯举发，甚非大臣居心之道。”据《清史稿》记载，朝廷采纳了钱沣的意见，使得一品大员毕沅连降两级，降为三品，一年后才官复原职。此事在官员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钱沣工作兢兢业业，生活上勤俭朴素，以致积劳成疾。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下，钱沣病倒了；再加上长期营养跟不上，钱沣最终卧病在床，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去世。《南园诗存》序载“高宗知君贤，不可谮，则凡军机劳苦事，多以委君。君家贫，衣裘薄，尝夜入暮出，积劳感疾以殒。”

　　钱沣不仅在政坛上享有清名，而且在书法和绘画方面均有很高的造诣。绘画方面，他尤其擅长画瘦马，故被称为“瘦马御史”。

　　钱沣为人清正、为官清廉、多才多艺，是云南古代历史上的重要人物，被誉为“滇中第一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