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顺其自然，不多给孩子打击

鲁迅和妻子许广平仅有一子，即周海婴。因为许广平曾经在信中称鲁迅为“小白象”，周海婴刚生下来时皮肤红红的，所以鲁迅亲昵地称他“小红象”。

据周海婴所著《鲁迅与我七十年》介绍，鲁迅的教育方式是“顺其自然，极力不多给他打击，甚或不愿拂逆他的喜爱，除非在极不能容忍，极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内”。有一天，周海婴哭闹着不肯去上学，鲁迅用报纸打他屁股。后来，鲁迅向母亲写信解释道：“打起来，声音虽然响，却不痛的。”这足以显示出父爱。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去世，次日，天津《大公报》发表了他的遗嘱，其中写道：“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周海婴一生追求“做实实在在的普通人”，他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成为了一名无线电专家。

梁启超：求学问不是求文凭

梁启超有九个子女，在他的教育、引导下，个个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甚至还产生了“一门三院士”的佳话。这“三院士”是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另外，次女梁思庄是图书馆学家，三女儿梁思懿是社会活动家，四儿子梁思达是经济学家。

梁启超对于子女的爱是全方位的，不仅在求学，在为人处世，甚至理财等诸多方面，皆以平和的态度提出建议。阅读《梁启超家书》就会了解，梁启超教育子女的表现堪称典范。

写信时，梁启超毫不掩饰自己的爱。1927年6月的一封信中，他写道：“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感情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你们无论功课若何忙迫，最少隔个把月总要来一封信，便几个字报报平安也好。”

在子女求学方面，梁启超根本不看重文凭，而是强调打好基础，掌握好“火候”。他对梁思庄说：“未能立进大学，这有什么要紧，‘求学问不是求文凭’，总要把墙基越筑得厚越好。”并教孩子们求学问、做学问的方法——“总要‘猛火炖’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

同时，梁启超强调责任的重要。1923年，他写给长女梁思顺的信中说：“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只要在自己的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

丰子恺：反对培养“小大人”

丰子恺育有七个子女，他认为童年是人生的黄金时代，极力反对把孩子培养成“小大人”，并专门创作了一幅讽刺漫画《小大人》，缘起是他曾看见：男孩被父母穿上小长袍马褂，戴上小铜盆帽，教他学父亲走路；女孩被父母带到理发店里去烫头发，在脸上涂脂抹粉，教她学母亲一样。在丰子恺眼中，这样的“小大人”简直是“畸形发育”。

丰家“老六”丰一吟说：“爸爸特别反对家长按照成人的观念去干预孩子，他从不要求孩子们做什么，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任由我们根据兴趣发展。”丰一吟读完初一就不想读了，丰子恺送她去学美术，但丰一吟没有兴趣，在学校，别人学绘画，她逃课去学唱京剧，“父亲没有怪我，还去看过我的京剧表演”。

除了让孩子在爱的空气中自由成长，丰子恺还重视培养孩子的独立能力。1947年，丰子恺步入知天命之年，在与子女的“约法”中强调最多的便是“独立”，其中一条写道：“大学毕业后，子女各自独立生活，并无供养父母之义务，父母亦更无供给子女之义务。”同时，子女独立后，要与父母分居，“双方同意而同居者，皆属邻谊性质，绝非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