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宝桢（1820年—1886年）是晚清有名的廉吏。他曾任江海关监督、山东巡抚、四川总督等职。光绪二年（1876年）初，其长子丁体常被吏部以知府衔发往山西候补，先后署太原知府、蒲州知府、大同知府、潞安知府、山西河东道等职。其间，丁宝桢与长子有频繁的书信往来。在家书中，丁宝桢反复强调为官之道，使体常在仕途上不断成长，“在晋官声甚好”，并得山西巡抚张之洞赏识。

丁宝桢写给体常的家书中，首要内容是谈为官之道。他结合自己的从政经验教导体常如何爱民养民、清正廉洁、勤于司政，使其成就一番功业。

作德于民 永葆仁爱

“民为本”思想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的基本观念。古语说：“民为水，君为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丁宝桢认为，既然戴上了乌纱帽，就要“藉此官势，作德于民”，把爱民养民作为第一要事。在光绪六年（1880年）的一封家书中，他建议体常在“丁戊奇荒”后的招垦中广泛发动群众，让利于民，并确保赈灾款项发放到老百姓身上，“使民霑实惠，钱不虚糜”。

丁宝桢强调要注重培养民气，认为“培养民气即是培养国脉”。所谓“民气”就是人民对国家的精神状态及信任程度。一旦民气遭到伤害，则国家赖以生存的根基就不牢固，易导致民怨四起，乃至倒戈相向。所以，他要求儿子体常认识到培养民气对国泰民安的重要意义，做到“不使一事不可对民，一念不可对民”，把老百姓始终装在心里。

“凡有害民者，必尽力除之；有利于民者，必实心谋之”，这是丁宝桢的民生观。同时，他也要求体常永葆仁爱之心，不侮人、不慢人；遇有可行好事，则随时随地为之；公务经费宽余时及时救济穷苦贫民；遇有人难，如己之难；遇有人急，如己之急。如此做官，必能在邦无怨，深得民心。

清正廉洁 分毫不贪

清廉是为官的本分。管好钱、用好权是为政清廉的两大要点。在体常刚步入仕途时，丁宝桢就反复告诫其必须与“利”划清界限，立志做一清白官，“一惑于利，则日久浸淫，将有流于贪婪而不自知者矣。”体常署理蒲州知府时，当地曾长期流行下属向上司赠送节寿、季规的陋习，体常打算取消节寿，单收季规，以资弥补。得到消息后，丁宝桢认为这两种送礼行为均名目不正，必须全去。若保留季规，就如同“不作劫盗，而作穿窬”，即明目张胆地抢劫不做了，但小偷小摸还是继续做，依然是为贪所动，败坏操守。

古代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民谚，形象地揭露了官场腐败乱象。丁宝桢不为利益所动，两袖清风、甘于清贫，去世时家室异常拮据，竟靠僚属捐送赙金才得入土为安。他在四川总督任上时，多次提醒体常清廉为官，对于银钱尤须清白，务必将每月收支情况详细开摺，呈送查阅，以昭清晰，“不可一毫苟且……不乱贪一钱”，清白做人，方能心安理得，不至授人以柄。

为官当知权责共存。对于秋粮征收中易发增列名目、巧取豪夺等问题，丁宝桢建议儿子体常担负起监管职责，直接发文各州县，现场视察监督，以尽力避免地方官员浮收多取等问题。

勤于司政 尽其在己

夙夜在公、勤勉工作往往能成就一名好官。丁宝桢认为，要做好工作必须勤于下乡稽查，下乡可以与老百姓直接接触，招垦、词讼、滥权之事可以及时了解与处理。他说，下乡遇到官事，可随地审判，较之在城审案，省却不少花费，为老百姓所感激；下乡可接触各色人等，“遇有绅耆，则问以利弊；遇农夫，则告以力作；遇匪棍，则治以严刑；遇词讼，则予以审理”，这样扩大了知府的活动范围和威严，亦可避免下属欺上瞒下。

丁宝桢认为，要成为一名好官，须有高尚的品行，做到“不怠惰、不推诿、不轻忽、不暴躁，而又谦以处己，和以待人，忠厚居心，谨慎办事”，如此“尽其在己”，方谓尽了自己的本分。他还谈到晋升问题，认为对升迁应置之度外、泰然视之。只要立意做名好官并实心去做，不患人不我知。当得知体常在太原候补时已有较好官声，丁宝桢勉励道：“由此声名，大非易易。我闻之喜极，胜于见尔之升督抚、大学士，获银之数十百万两也。”丁宝桢看官声民声重于高官厚禄，体现了其“为官当为民”的价值追求。

丁宝桢任岳州知府时，因时常下乡理政而深得当地老百姓爱戴；在任四川总督治理水患时，因组织疏浚都江堰，开通盐运航道，做了许多利在千秋的实事而被铭记。他感慨地写道：“一年两度河干走，安得苍生免溺饥”。他还勉励体常：“只要自己不惜劳苦”，“认真经理，使实惠及民，则蒲州虽苦，胜于有钱千万万矣。”官位有差别，但“尽人事”须一丝不苟。丁宝桢的权力观看重的是权为谁用、为谁掌权的问题，而不是权欲膨胀、以权谋私。所以，他能做到敬畏权力，秉公用权。

德行素养 苦心修持

德行修养是为官的基础。提高德行修养首先要靠学习和积累。丁宝桢在家书中多次要求体常在工作之余勤于读书写字、作诗文、看律例驳案书籍，以养身心、长见识，提高为人处世能力。他认为，好官的共性是“明习当时之务，又好读书，稽古以充之，见闻日益广，持守日益定，才识日益闳，其所谓明体达用者也”。做官既需要能力，更需要修养，“德为官之魂”“官无德不威”，只有重视官德，才能赢得拥护。

在生活上，戒绝奢华，勤俭持家。光绪十年（1884年），体常给父亲寄来皮袍褂、马褂，丁宝桢认为这类衣服过于奢华，穿之可惜，并要求儿子不要再寄，因“向不爱穿好衣服”。他还告诫儿子说：“家用务宜节省，肥浓易于致病，不如清淡之养人。华服适滋暴殄，不如布衣之适体。”他认为，为人只要不饥不寒，即是天地间一大福气。奢靡之风助长官员恶习，“既富且贵”思想为廉吏所不齿。他严肃批判当时官场上的骄奢陋习，“动辄花费数千金，果有益乎？无益乎？不过暴殄作孽耳！”

丁宝桢在仕途上多次被弹劾降职，但从不怨天尤人，历经波折仍宠辱不惊。在家书中，他引用古语“受辱不怨，受宠若惊”“居安思危，在乐思忧”“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等告诉儿子在官场上要谨慎低调行事，谨记“虚己者进德之基”的道理。

家人书役 严加管束

丁宝桢认为，家人、书役必须严加管束，毋使扰民。他说：“书差务要严行约束惩治，家丁务要时时稽查，不可使之沟通差役在外弄钱，亦不可令其与县衙门家人来往。此极要紧，官声之好否，全系乎此，慎之慎之。”丁宝桢对管好身边人看得非常重要，原因就在于身边人容易借助主子的官势及便利条件获取非法利益，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为管好身边人，丁宝桢首先强调管好自己。他认为“自要自己事事清白，处处公正，虽有小人，亦不能为我害也”。当自己守住底线，做到以上率下，身边人也自然会端正是非观念，与为非作歹的事划清界限。同时，他认为应加强对家人、书役的约束和稽查。约束就是该做的事就做、不该做的事坚决不做，使家人、书役明了自己的职责所在，不可任凭其滥权。稽查就是要经常从老百姓中获得实情，不能偏听书差之言。他曾给体常出过一招，通过张贴告示，严防身边人掯勒、需索、搕诈、卖放等弊，“谕各商人，如有此弊，准其随时喊禀，立即严究。至商人一经喊禀，即应立刻坐堂查讯，重则重办，轻则当堂笞责……设有搕索得赃者，立时究返，当堂发还商人，不迁延时刻”。如此，则可使书役、家人有所畏惧，不敢恃势凌人。丁宝桢认为身边人“坏人名声最易”，他提出严加管束身边人，做的是除虫防腐工作，是树立官威、官德、官声的体现。

做官不易，古今同理。但官有官德、官有官范，为官者有其基本的操守。丁宝桢的为官之道彰显了其清正廉洁、勤政爱民的官德官范，是做官者可资借鉴的官箴，对于今天的廉政建设也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