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莆田孝廉人物的故事
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胜利路中段梅峰寺旁,有一座为明朝河南道监察御史陈茂烈而立的“孝廉坊”,结构古朴,造型别致;坊旁原有一条小巷,时称“孝廉里”。古地名在人们的记忆中渐渐淡忘,但陈茂烈的名字却永垂史册。陈茂烈为监察御史时,“袍服朴陋,乘一疲马,人望而敬之”。壮年的陈茂烈为了年逾八旬的母亲辞官归里,精心侍奉母亲十几年,地方官听闻其辛劳,派了两个小卒前去帮忙,三天后即被陈茂烈打发回来了。母亲重病,他亲调汤药,又往城西造墓,因日夜操劳而病倒月余。母亲辞世后,陈茂烈哀痛不已,头发尽脱,病情转剧,不久也离开人世。朝廷为陈茂烈的孝与廉所感动,特把他住的地方命名为“孝廉里”,立“孝廉坊”,陈茂烈也被称为“孝廉先生”,成为乡国之仪范。
打开清道光版的《福建通志》,莆田孝廉人物代有其人,其中唐1人,宋8人,元6人,明48人,清37人,其内容记载较为丰富,这些孝廉人物,孝感天地,其出仕为官者,多能清廉为官,以修齐治平为人生价值取向,下面我们从历史的海洋中选取了几位莆田孝廉人物的故事以飨读者。
孝行世美
在莆田市涵江区白塘镇显应村,有一座建于宋高宗绍兴十三年(1143年)的“郭氏孝子祠”,宋高宗特赐“双阙”和“百官下马”碑,并题“绍兴旌表郭氏”匾额。孝子祠大厅上悬挂着郭义重、郭道卿和郭廷炜三孝子的画像。
郭义重应是北宋末年出生的,早年在太学就读时,“以操尚称”,史载他四十多岁客居杭州时,听到母亲去世的消息,赤脚从杭州奔回莆田,悲痛欲绝。义重家境贫寒,操办丧事花费甚大,但朋友的所有馈赠,他一概不受,“聚土为坟”,在墓旁种植松竹,搭草房为母守灵,直到六十岁才娶妻。宋高宗被郭义重的孝心所感动,特下诏旌表。
郭道卿为郭义重的四世孙,生活在宋元鼎革之际。至元初,福建刚纳入元朝广袤的版图时,地方上并不平静,盗贼四起,百姓纷纷离家逃难,只有道卿和弟佐卿独守孝子祠,不愿离去。盗贼将兄弟二人抓获后,要先杀佐卿,道卿告诉盗贼,他的儿子已经长大成人,可佐卿的儿子尚弱小,他请求盗贼放了弟弟,杀他便可。佐卿也争着告诉盗贼,家中大小事务,都赖道卿打理,盗贼万不可杀了哥哥。道卿听罢,就要向锋利的刀刃凑去。盗贼见此,大为讶异,对他们说道:“汝孝门兄弟若此,吾何忍害”,于是释放了两人。
郭廷炜为郭道卿之子,宋咸淳十年(1274年)进士。听说父亲生病后,他立即从建宁路平准行用库使任上辞官,归乡侍养父亲。有一次,郭廷炜搀扶父亲外出避贼,仓促间被冲散了,他边找边哭,头发一夜间变白了。找到后,怕再次走失,就背着父亲逃难。父亲病逝后,他昼夜悲哭,眼睛肿得都睁不开。
郭氏三孝子的事迹传开后,后世朝廷基于“以孝治天下”的理念,不约而同地给予旌表。明成祖御赐“孝子却馈”匾,明英宗御赐“五伦金书”匾,清康熙敕书“孝行世美”匾等。明代方志学家黄仲昭评论:“此郭氏义重、道卿、廷炜所以荐被于孝之典也,然求之于世,一邑之中得一人焉,盖已罕矣,况一门乎?一门之中得一人焉,亦已罕矣,况三世乎?”这实在是“旷古所罕见者也”。
郭氏三孝子不仅是郭氏家族的荣耀与自豪,亦是莆田孝行的一座丰碑。如今每年正月初五,郭氏后人欢聚一堂,齐诵先祖留下的家训;一些散居仙游、漳州、惠安、福清、广东等地及海外郭氏孝子后裔也纷纷来此认祖祭祖,共襄孝行。
居官要清
宋孝宗曾问莆田人叶颙:“卿当官,以何为先?”叶颙答道:“臣之当官,每以公忠为先。既尽公忠,则不为朋党,不畏强御。以之为台谏,则持正论;以之坐庙堂,则行正道。处富贵而不以为荣,当鼎镬而不以为惧。公忠二字,其用甚大,未有一日舍之而安者。”怎样才能做到公忠呢,清则公,清则忠,清则刚,清则得民心、留清名。
翻开史志,从莆田这片土地走出的官员多能“持身皎如玉雪”“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这既是他们居官之政风,也是做人的秉性。
明代莆田人郑纪历英宗、宪宗、孝宗三朝,以身作则,清正廉洁。任国子祭酒时,国子监有伙食结余千两,经办人依例送郑纪一份。郑纪责问:“膳为监生,何与祭酒?”遂全数归还。有的同僚认为郑纪这是故作清高,郑纪曰:“非敢立异,不忍白首改节也!”
明代泸溪知县阮哲退休回家时,打开行囊仅存十金,人们无不感到惊讶。问他原因,阮哲表示众人遗留子孙以富厚,我遗留子孙以清贫,富厚滋生懈怠,清贫招致警备。我怎能损害百姓,而使自己沾惠呢?
清代安东县令彭铭,居官廉明,获嘉庆帝赐御书褒奖,转任剑州知州后又被吏部考核为“清廉爱民,洁己奉公”,署理嘉兴府时,有人劝他经营家计,彭铭说:“吾世代清白,毋玷素风。”史志称他历官三十余年,一如寒素,未曾构建一间房屋、增加半亩田地。
巧立名目、中饱私囊是一些贪官污吏惯用的伎俩,如以“鼠耗”“火耗”之名加征,所得名为“羡余”,实为巧取豪夺的苛捐杂税,而清廉的官员能做到公私分明,对“羡余”不动心。上面提到的叶颙,在任职常州时,因治理有方,不到一年,就节余二十万缗。同僚劝道:“两浙二漕献羡余二十万,平江、镇江各十万,人赏一官。公何惜而不献?”叶颙答道:“名为羡余,非重征则横敛,是民之膏血也……以利易赏,实耻之!”又道:“某生平恶人献羡余,他人竞欲做好官,某只图做好人。”闻者愧服。
除了上面这三位外,还有人称“耐贫翁”的宋代秘书郎许巽,曾说:“居官之要,清字作根本。鹑衣彀食便了一生,何假积聚为子孙计”;还有明代曾担任过南昌教谕、青州教授的林长懋,任上“自俸清俭,朝夕食惟盐菜”,人呼之“林盐菜”……
这张名单还可以开得更长。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职位上,坚守清廉,公忠体国,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崇敬和学习。
实惠天下
“实惠天下,以利百姓”,这是从莆田这片土地上走出的官员大多持有的理念,他们为民伸张正义,关心百姓疾苦,书写着爱国爱民、兼济天下的感人篇章。
中国第一座海湾大石桥泉州洛阳桥,素有“海内第一桥”之誉,与赵州桥齐名,有“南洛阳,北赵州”之称,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称之为“福建桥梁的状元”。洛阳桥建成后,“渡石支海,去舟而徒,易危为安,民莫不利”。这座桥的建造者是北宋的蔡襄。
蔡襄为官时,十分重视兴修水利、发展地方经济。在知福州任内,他命令属县疏导沟渠,扩大水利灌溉。嘉祐元年(1056年),蔡襄再次担任福州知州。单是嘉祐二年(1057年)一年,据闽、侯官两县不完全统计,辖区内疏导沟渠二百多公里,受益耕地三千六百公顷以上。据《宋史·蔡襄传》记载,蔡襄任福建转运使时,恢复莆田五塘水利,受益面积达一千余顷,受益农户计八千余家。同时,他还令人在福州到漳州的主干道两旁种植松树为行人遮阴,有民谣称赞此事:“夹道松、夹道松,问谁栽之我蔡公,行人六月不知暑,千古万古摇清风。”
蔡襄仅仅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一个缩影,像他一样济世安民的官员,在莆田史志中还有很多。
宋代江西新建知县苏钦,不忍对岁歉力竭的百姓强行催税,和上司争论说,民力告竭,如果强行催办,民必受损,“何忍为之?吾有去尔”,为维护百姓生计,他以去职相争。还是在宋代,在永静军任判官的林伸,面对内臣程昉肆意毁占民田之举,挺身而出,为民发声,有人以其职位既低,言辞又尖刻,乃自招灾祸相劝,林伸以只知为民打算,不知为自身安危打算回应。
莆田古称兴化,兴化大地,贤臣辈出,凝聚在他们身上的孝与廉,从历史的深处走来,激发出今人绵绵不断的活力,要在这片土地上再立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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