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任弼时始终秉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优良工作作风，不做没有调查研究、不了解情况、不符合实际的讲话和指示。王震曾说：“他注重调查研究，深入实际，善于正确解决复杂的、重大的问题。”陆定一也说：他不怕麻烦和善于调查研究解决问题的优良作风，“使他成为全党全军所热爱的领导者”。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建制立策

　　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也是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从参加工作之日起，任弼时就提醒自己不能专注于“玄空的理论”而忽视实际工作，开展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工作。

　　1925年1月，任弼时在团的三大上被选为共青团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任组织部主任。当时，全国已经建立了30个地方团。但整体来看，这些团组织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组织涣散、纪律松弛、团干部缺乏、团员中的学生比重较大、不能正确认识自己的职责等，严重阻碍了团组织的发展。任弼时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些问题。从1925年2月中旬开始，他用了9个月的时间，通过发放调查提纲、表格和实地调研等形式，对各地方团的情况进行了调查。一方面是调查各地的基本情况，包括政治状况、经济状况，学校、学生的数量，学联、学生自治会等组织的情况以及学生参加其他团体的情况等等。另一方面是调查地方团组织的基本情况，包括团员的数量、各种阶级成分比例、年龄成分比例、男女比例，支部或小组的数量，各级会议召开的情况，以及地委和干事会内部的干事工作态度、分工负责情况等。

　　在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后，任弼时马上采取了一系列改进团组织工作的措施。首先，适当调整入团标准，简化入团手续，大力发展工人入团。其次，建立团员持证、报告、通信、组织工作月报制等多项规章制度，加强纪律规范，严格团内秩序。再次，根据斗争需要即时调整组织常设机构及职责。此外，还采取措施加强团内的教育和训练工作，培养团干部。通过这一系列举措，团中央和各地团组织领导机关的工作效能显著增强，工作也逐步规范。

　　坚持实事求是，明辨是非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也是任弼时始终坚持的一个重要准则。在工作中，他时刻秉承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人、对事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争取做到明辨是非。

　　1931年4月，任弼时作为中央代表团负责人进入中央苏区工作，担任中央局组织部部长。7月，在苏区团中央局工作的张爱萍被派到敌后万泰地区负责青年团工作。肃反扩大化期间，张爱萍因别人的假口供而被诬陷为“AB团”青年总部负责人之一，并遭到了逮捕。任弼时看到张爱萍的材料后，大为吃惊。对于张爱萍，任弼时是了解的。大革命失败后，张爱萍转到上海从事秘密工作，曾几次被捕，都没有屈服。后来，由于在上海暴露，就被派往红军队伍中工作。负伤后，又被周恩来调往中央苏区做青年工作。他怎么会是“AB团”呢？任弼时便找来递交材料的同志，询问为什么要逮捕张爱萍，有什么根据。那位同志说是有别人的口供。对此，任弼时表示质疑：“不应只凭口供，应该从他这一时期工作的检查中找出根据。”于是，他便派时任江西中央根据地少共中央局书记的顾作霖去万泰地区检查工作。行前，任弼时再三叮嘱顾作霖：“要先了解下层组织，再了解少共本身工作，要从少先队工作到儿童团工作，从党到政府等各方面去调查了解。”顾作霖经过详细的调查了解，证明任弼时的判断是正确的，张爱萍一事纯属诬陷。张爱萍因此得救，并在后来成长为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

　　随后，任弼时就在组织部门的会议上明确提出“以后肃反，不能重口供，要重调查”，尤其“不得随意乱抓人，乱杀人，要建立严格的审批制度”，从而保护了一批在肃反扩大化期间被错误对待的同志。

　　坚持问题导向，科学解决问题

　　问题是实践和创新的起点。在革命实践中，任弼时始终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

　　1940年2月25日，任弼时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结束代表团的工作，同周恩来等人从莫斯科回国。3月26日，任弼时一行平安抵达延安。之后，任弼时继续坚持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对延安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了细致的调查。

　　经过调查，他发现延安地区的状况让人又喜又忧。喜的是，三年前还只有三四万人口的延安，如今已有十几万人，并且已经成为中共中央指挥全国敌后抗战的心脏，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总后方以及陕甘宁边区党委和边区政府的所在地。忧的是，由于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等直属机关，军事机关，边区的党政机关等三大系统都在延安，人员十分复杂。再加上没有统一的行政管理机关和规章制度，作息、收发、供给等都不统一，三大系统各行其是，要么是机构重叠、办事交错，要么是无人负责。这就导致延安的工作常常出现无章可循的问题，充斥着散漫拖沓的游击作风，效率十分低下。

　　为了科学解决这些问题，任弼时在充分考虑各种因素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央一级的行政管理机关，即中央办公厅。由他兼任主任，李富春任副主任。中央办公厅下设秘书处、行政处，分别由王首道、邓洁负责。接着，他还主持建立了干部供给、行政、工作、收发、会客、财务会计、文件管理和档案保管等制度，明确了各部门之间的行政关系，使工作开始规范化、条理化、制度化，以前那种自由散漫、各自为政的游击作风也逐渐消失。对此，毛泽东十分赞赏。

　　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以“眼睛向下”的精神深入基层，在群众中进行调查研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是任弼时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的优良工作作风。

　　1947年9月，《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之后，各解放区形成了一个空前规模的土地改革高潮。但在此期间，一股“混淆敌我，错划成分，扩大打击面，大搞平均主义、唯成分论、乱打乱杀”等“左”倾错误开始在各解放区蔓延，搞得人心惶惶，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

　　此时，由于艰苦的转战和夜以继日的工作，任弼时的血压越来越高，甚至出现了晕倒的严重症状。为了他的身体考虑，中央特意安排他到清净的钱家河休养。但是为了掌握土改情况，他还是利用闲余时间在附近的村庄作了一系列调查。他亲自访问农民，询问生产生活情况，虚心听取人民群众对土改的意见，甚至参加一些村子斗地主的大会，亲身感受土改运动。他还发动身边工作人员利用与群众接触的机会，按村、按户调查他们分得的土地面积、质量、粮食产量以及评定成分情况和他们对土改的意见。此外，他还查阅了大量党内文件，详细研究老区、半老区土改的区别。并向各解放区了解他们是怎样划分阶级的，研究他们在土改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就这样，任弼时经过汇总分析，大致掌握了周围30多个村子的基本情况。

　　在此基础上，1947年12月，任弼时在杨家沟会议上指出当前土地改革中“左”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侵犯中农利益、破坏中小工商业、对地主乱打乱杀，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和肯定。1948年1月，他又在西北人民解放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作了《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阐明了“根据什么标准来划分农村阶级，坚固地团结全体中农，对地主富农斗争的方法，正确对待工商业、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反对乱打乱杀”等几个问题。对此，毛泽东非常赞同，他亲笔批示新华社：“用明码电报开始拍发，争取两天或三天发完，由新华社转播各地，立即在一切报纸上公开发表，并印成小册子。”不久，这篇报告就被大量印刷成单行本，作为中央学习文件下发各地。可以说，这篇报告对纠正“左”的错误倾向、保证土地改革的正确开展、维护广大人民的利益起了很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