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独”是儒家之为儒家的一个重要思想符号。梁漱溟先生甚至断论：“儒家之学只是一个慎独。”（《人心与人生》）先秦文献中常见“慎”，而“慎独”一词则源出于和曾子密切相关的《大学》，牟宗三先生断定曾子就是首创者：“慎独这个观念孔子没讲，孟子也没讲。如果你要追溯这个观念的历史渊源，那当该追溯到谁呢？当该是曾子。”（《中国哲学十九讲》）探讨曾子的“慎独”观，有着独特的思想史的认知意义，特别是对于理解儒家而言。

　　《大学》第六章中，先后两次出现了“慎独”一词。前者：“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后者：“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着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文中“慎独”之“慎”，本义是“谨”，许慎《说文解字》：“慎，谨也，从心真声。”又有“诚”之义，《尔雅》：“慎，诚也。”而“独”则与群相对，意为孤处，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释为“独而不群”。前一句“慎独”，意为诚意则必内心端悫真诚，不虚骄造作，就如“恶恶臭、好好色”一样，坦诚老实，不自欺而欺人，故君子于幽暗处亦必磊落、谨严，“慎独”自处。这里的“慎独”，更显著的是针对“自欺”而言，是反“自欺”的。下一句“慎独”则由“闲居”引发，抨击小人之“掩”，论诚中形外，人前作秀只会弄巧成拙，也无异于自欺欺人，故君子隐私处亦必谨守。这两段话意思微异，但都涉及“独”的私处性以及戒备之的显著意涵。历代学者也都关注到这一点，如汉郑玄：“慎独者，慎其闲居之所为。”唐孔颖达：“故君子慎其独也者，以其隐微之处，恐其罪恶彰显，故君子之人极慎其独居。”宋代朱熹也袭此意绪：“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盖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者，故必谨之于此以审其几焉……此君子所以重以为戒，必谨其独也。”

　　显然，文中“慎独”强调的是即使在无人知晓、没有监督的“闲处”，亦即私密情境下，君子依然应怀有敬畏之心，严格自律，克己复礼。文中“闲处”一词也同时揭示，生活中无疑有群居与独处两种生存场景，这也就带来了两类伦理空间，前者是群处而公开的（人前），后者则是独处而隐秘的（人后）。群居空间的公共生活，一是因有礼法的外在约制，且处在曾子所谓“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严密监视下，加之曾子时代，社会充满“求闻”“求名”的冲动，奉法守礼、循规蹈矩之外，又或“巧言令色”，求媚卖佞于大庭广众，而刻意“著其善”；而“闲处”则大为不同了，礼法未及，“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又未达，这不啻于一个无拘无束、可恣意妄为的“自由天地”，此时君子或会自律，而小人就恣肆了。上引“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着其善”，就尖锐揭示，“闲处”和群居的不同空间场域，不仅形成了人前、私下的双重伦理空间，而且还造成了公、私操守的异化和伦理的分裂。显然，曾子所倡导的“慎独”，以突出的“闲居”自持自守，使独处亦如群居一样，这就消解了私人之境的道德风险，从而化独入众，扬弃群、独之异，又超越两者之别，消融群-独的分裂与异化，弥合公、私伦理空间的冲突，从而实现“吾道一以贯之”的伦理圆融。

　　曾子慎独之独，除了上述“闲居”的私处或说私人空间之意外，还有一层意思，即指意念的隐秘之境。上引“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对句中的独，朱熹注解为“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其中的“地”既实指一种隐私之境，而又与“独知”一起，意指他人不知、只有我知的“念虑”上的精神之域，它具有内在性和封闭性，因为它还是未曾经验性存在的“形而上”的意念。此似如《中庸》所描述的“不睹、不闻”，又诚如朱熹所注解的“迹未形”。在此超验的只有意念自感的隐微之境，曾子亦如“闲处”一样要求“慎独”——“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其意涵朱子有深切的阐释：“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者，故必谨之于此以审其几焉。”所谓“审其几”，即不能因己“独知”而忘乎所以，或着意伪饰，或刻意扭曲，相反，应戒惧审视，精诚其意，一念之际，即必须存诚而去伪，即如曾子所强调的“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追求真诚而纯粹，在灵魂深处“正心直内”。

　　不论是正心，还是诚意，都是主体自我的主动内在修为，它追求的是一种很高境界的内心忠诚。当然，曾子也指出“不自欺”有不得不然的“诚中形外”的逻辑关联性，“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大学》）。但是即便如此，在“独知”之境讲求“慎独”，仍然是很难的。因为如果说“闲居”已属私秘，而“独知”的“念虑”之际，则是更进一步的“独”，是隐之又隐的形而上秘境，它的难以言传，显然是外界不易窥知的，当然也是很难监察的。因此，这种情境下的“慎独”，相较于“闲居”就难上加难，因为它触及了“心诺”的他人无法感知的隐微。季札挂剑之动人，正因为他坚决践行自己内心的许诺，是完全自愿、自觉而自由的，真正做到了内心的忠诚，充分显现了高度的精神自律和灵魂纯一。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以及他的绝对的“守约”，就反映并印证了这一精神自律。

　　曾子的“慎独”，以其极限化的修身追求，蕴含了极致化的至善企慕。《大学》开篇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所谓“止于至善”，即一定要达到一种道德的理想境地，“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大学》）。文中“当然之极”就深刻揭示了曾子明德追求的高远性。《大学》中下面这段话，更为直白地表达了这种极致化的诉求：“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文中之“极”，“犹尽也”，有穷尽无以复加之意，实即极限化；而“君子无所不用其极”，更显豁出一种绝对无条件的极限追求。这种追求，正传神地折射出曾子“慎独”的精神意蕴，即强调尽其在我者，而不论是“闲居”还是“独知”，也不论情势有何种变化，都严守一种绝对的律令，并将自己的言行甚至思想，无限向此律令接近，心向往之，亦念兹在兹，无限地“求诸已”。所以曾子赞许“寄命”：“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论语·泰伯》）也因此，曾子嘉赏“死而后已”地为仁：“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这既表现了曾子的品节与情怀，也生动宣示了曾子追求“其极”的道德理想主义，以及矢志不渝追求这一理想的“日新又日新”的精神。

　　众所周知，儒家主张“内圣外王”，既追求天下大治，也着意人性的淳化，讲究进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而随着济世诉求的强烈，往往更加关切修己养性，故而《礼记·大学》《礼记·礼器》《礼记·中庸》《荀子·不苟》和出土简帛《五行》等儒家经典文献中，屡见这个词。严格说来，在儒家的理论体系中，可以说“慎独”只是儒家“内圣”信仰下的一种德性工夫，它既指向操守上的纯粹，又包含“明心见性”的本体自觉，故而“慎独”既体现了儒家的德性之美，又凸显了儒家性命观的通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