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和左宗棠是清朝后期两个举足轻重的大臣，但两人个性差异很大。曾国藩是名著当时的理学大师，器识高远、学养深厚；而左宗棠才干超群，脾气超大，常常显得孤傲不群，盛气凌人。因此曾国藩、左宗棠二人龃龉不少，这副对联似可为之佐证：

　　季子敢言高，仕不在朝，隐不在山，与吾意见辄相左；

　　藩臣当卫国，进不能战，退不能守，问伊经济有何曾？

　　上联为曾国藩所撰，通过巧妙嵌入左宗棠的字（季高）调侃他名高而实不高，与自己对事对人的看法和意见常常不一致。下联为左宗棠所对，他依例嵌入曾国藩之名，嘲讽他名为国之藩臣，实则徒有虚名，战场上既不能攻，又不能守，经邦济世也乏善可陈。

　　此副对联，是带有玩笑性质的互为揶揄之作，不能过于当真，但两人的态度和性情还是显露无遗。曾国藩的诙谐、幽默、涵养，左宗棠的耿介、刚直、峻刻可触可感。应该说，在风云变幻的朝堂上，这样一对能人要处好关系绝非易事。

　　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曾国藩向朝廷汇报军情，其中涉及到清军在浙江境内大胜太平军一事，这个捷报让朝廷很高兴，特别予以嘉慰。可是左宗棠却勃然大怒，因为守卫浙江的正是他，他从此事读到的是，在其守卫的地方出现太平军，这是曾国藩有意指责他防守不严，于是左宗棠修书一封给曾国藩，尽泄斥责和愤激。曾国藩不急不恼，只是回了这样一封信：“我查看同治二年（1863年）七月富明阿将军到蒙城时，曾经给唐训方巡抚写信说‘您实属调动乖方’，与您这次来函同一声调，您博学多师，不单效法过去的贤哲，而且也以近来的名流为师，实在是揣摩之后收获不小啊！”

　　曾国藩时为两江总督，左宗棠时为闽浙总督，两人同为封疆大吏，按礼制和惯例，相互致函应用征询和商量的口吻，不能向对待下属那样命令和指责，这是“礼”。古人对“礼”极为重视，将其视之为保证国家和人际关系正常秩序的规范和模本，不能轻易逾越和破坏。可是由于富明阿没有多少文化，只是一介赳赳武夫，因而才在给唐巡抚的信中闹了个笑话，成为官场中的笑柄。左宗棠是举人出身，饱读圣贤之书，当然知道其中分寸，只是盛怒之下忘记了其他。曾国藩既不为自己辩白，因为他深知辩也是白辩，自负的左宗棠是不会听其所言的，同时也不与其计较，而是抓住左宗棠在行文中“失礼”之瑕疵，一顿调侃，令人捧腹之余，也让左宗棠羞愧难言。

　　曾国藩的儿女亲家郭嵩焘也是晚清一位重要人物，他曾在皇帝身边参与枢要，很受宠信，在左宗棠被人弹劾陷入危境时，慨然相助，才使左宗棠躲过一劫。对郭嵩焘的肝胆仗义和锦绣文章，左宗棠均十分佩服，可是当郭嵩焘在广东巡抚任上被人挤兑时，左宗棠却一连上了四道奏疏，弹劾郭嵩焘不称职。郭嵩焘忍不住向曾国藩大倒苦水，曾国藩听了，淡然一笑，告诉亲家左宗棠就是这么个脾气，他不单对你一人，对谁都是如此，只要他认为谁错了，就会板起脸来和谁干，无须计较。曾国藩还推荐他试一试自己钻研出的“六不”的法子，即“不诟、不詈、不见、不闻、不生、不灭”，就是不辱他、不骂他、不见他、不问他、不捧他、不害他。一句话，君子和而不同。郭嵩焘听了，茅塞顿开，两亲家翁哈哈大笑起来。

　　左宗棠西征前，曾国藩和幕僚吕庭芷论起左宗棠，曾推心置腹地说：“西北边疆的事情，除了左宗棠没有谁能够胜任，不要说我，就算胡林翼再生，也同样代替不了他。你说他朝内没有第二人，我说他是天下第一。”这固然有曾国藩一贯的谦虚在其中，但其推崇之情却是真诚的。左宗棠在前线做韩信，曾国藩在后方做萧何，军需粮草全力支持。岂止是这次，曾国藩一生鼎力助左的事情多了，一直到他去世为止。

　　曾国藩生前，左宗棠没少批评他，但曾国藩去世后，左宗棠却是一改以往。在西北军营中，他问幕宾：“人家都说曾左，不谈左曾，何也？”一青年狂士一语石破天惊，举座瞠目结舌：“因为曾国藩心目中有左宗棠，而左宗棠心目中从来没有曾国藩，只此一点，即知天下人何以言曾左而非左曾矣！”左宗棠出人意料地起身谢曰：“先生之言是也！曾公生前，我常轻之。曾死后，我极重之。”遂郑重手书一联：

　　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评价之高，推崇之甚，敬意之深，令人叹为观止，唏嘘莫名。一个桀骜不驯的人，能够由倨而恭以至敬意满满，即可知曾国藩处世与做人的智慧、格局与修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