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降，国人反思中华民族落后挨打的原因，有人归咎于儒家文化，以为其缺乏或限制了勇武精神，难于造就阳刚的国民性格、坚定的国家意志。其实，这种认知主要是由于对孔子思想与儒家学说缺乏全面了解。在当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应该而且必须矫正这些认识的偏失，理解和发扬中国儒学中的勇武精神。

　　第一，仁者必有勇，“文”“武”相反相成。文武双全、文成武德、“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一张一弛，文武之道”，这些习语无不昭示着中国传统文化中“文”“武”两大范畴之间相反相成的密切关系，显示了文武并举对于修齐治平、公共治理的重要意义。

　　诚如《礼记》所言：“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灾，此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后世意蕴丰富的“文”“武”两大概念，其含义的源头便脱胎自孔子所尊崇与追慕的古圣先贤——周文王与周武王。而孔子及儒家作为周代文明的自觉传承者，我们对其认识却明显地偏重于“文”的一端。

　　郭沫若尝言孔子“是文士，关于军事也没有学过”，冯友兰《儒家论兵》一文开篇也说：“有些人看见这个题目，也许就要呵呵大笑。他们心里想儒家是讲仁义礼乐底人，怎么也能谈兵？”儒家之“武”鲜为人所关注。

　　事实上，周人以弱胜强，建立八百年王业。两周时有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兵者，国之大事”的说法。西周“士”阶层全为“武士”，人人讲武。春秋战国之世，礼崩乐坏，“德又下衰”，国家间的战争、个人及团体间的武斗冲突愈发频仍。因此，体能素质与指挥作战的能力从未被士大夫阶层所轻忽。孔子受周代文化传统的影响，面对春秋以来的纷争动乱，他对“武”的关注和理解始终占据重要位置。

　　齐鲁夹谷之会前，早早洞察齐国君臣不轨图谋的孔子向鲁定公进言，提出了经典的“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之说，捍卫了国家权益与尊严。后来孔子“隳三都”、诛少正卯等，也都是其所言“仁者必有勇”的生动注解。历史上真实的孔子绝非仅如今天一些人想象的只是一介文弱书生。“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他刚柔相济、文武并举。这才是一个真实的完整的孔子。

　　第二，“文”优于“武”、先“文”后“武”。相比于具体的政治功业，孔子所开辟的儒家学说，更为久长而深刻地塑造了中华文化。自“武”在整个社会文化中的定位而言，儒家强调在道德理性统摄下的“文”优于“武”、先“文”后“武”，这正是中华勇武精神的基调。

　　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以“仁”为精神核心，始终对人性的后天可塑性抱有乐观的期待，对人世的温情和道德充满信心。因此在“修仁德”与“修甲兵”的抉择中，儒家天然即持反战的立场而首择乎前者。

　　而当面对现实的威胁与冲突，儒家也并非天真地认为批判的武器可以取代武器的批判。且不谈孔门以武勇而闻名的子路，当季康子询问冉求他的军旅之学从何而来时，冉求即明确回答“学之于夫子”，可见射、御之艺与军事才能不唯孔子本人具备，亦是孔门之教的重要内容。但当卫灵公直接向孔子咨询行军布阵之策时，得到的回应却是“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并且孔子“明日遂行”，远离了卫君。君子谋道不谋食，孔子虽具有军事才能却不愿被视作此种“人才”，更不愿靠伤害他人的行径来谋求个人利益。于此，我们尤能鲜明得见孔子以“文”为先、以“武”为坚强后盾的人生选择。

　　关于社会治理，孔子的观点当然也是如此。如《孔子家语·刑政》载孔子之言说：“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其次以政焉导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于是乎用刑矣。”清晰表明了孔子对先王礼乐刑政等诸种社会治理方式顺序的认识。面对现实的极端情况，孔子能够认识并肯定暴力、刑罚的存在价值，用“刑”为社会设置底线而预防更坏后果的发生，此即所谓“刑以止刑”。当面对社会主流，尤其是对理想人格、理想社会的追求时，孔子就对不使用武力的行为给予更高的赞赏：“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在“文”“武”关系的处理上，相较之道家绝端抨击与摒弃暴力的“用弱”和法家以暴力为工具来实现“王之所大欲”的“用强”，儒家“文”优于“武”、先“文”后“武”的安置，也与“用中”的中庸之道方法论相一致。“杀人之中，又有礼焉”，兼顾与调和“文”“武”两端的意义与价值，更加具有普适性，也使得道义最终成为中华民族调和内部关系与对外交流的基本原则，使中华文化区别于“暴力无限”“彻底征服”的暴力观，形成了自身特征鲜明的“武德”传统。

　　第三，“武”之德要求智、仁、勇的统一。智、仁、勇是早期儒家最为着力提倡的君子所应具备的三种德目。《论语》说：“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中庸》亦有言：“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

　　“仁”作为儒家的精神核心，也应当统摄暴力活动的始终。以“仁”为根柢的规定性力量，既为行武的前提，又是行武的目的与归宿，唯其如此，“武”的使用才有意义。反之，缺乏节制的暴力只会导致双输的结局，使人类社会堕入恐惧与丛林世界的深渊。

　　“智”与“勇”是扩张暴力效能的重要方式。在烽火连天的东周之世，对战争规律的认识愈发深入，人们谋求以最少物质投入取得最大效果，“智”与“勇”之德便愈发受到世人的推崇。孔子则超脱出当时实用主义的时代风气，指出“智”与“勇”本身并不具备单独构成美德的条件。

　　子路问：“君子尚勇乎？”孔子答：“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单纯的“勇”缺乏方向性，便沦为匹夫之勇。古人说得好：“既仁且智，是谓成人。”勇而不仁不智，即陷于“暴”；单纯的尚“智”缺乏超越性，知识的积累并不必然导向智慧的增长，反而容易在现实考量中沦为诡谲；单纯的崇“仁”，不能与时推移，宋襄公泓水之战便是最直接的镜鉴。因此在武德精神方面，儒家强调智、仁、勇缺一不可。

　　孔子身后的儒家学者中，孟子更加强调“仁”的核心地位，标举“仁者无敌于天下”的王道政治理想。孟子将直接性的暴力置换为王霸之辩、天爵人爵之辩、批判与抗议精神、大丈夫人格与浩然之气，面对冲突和矛盾，拒绝苟且或残暴而指出向上一路。学说特质偏重经验与推证的荀子，则更为关注解决现实中具体的暴力问题，将刑罚提高到与文教同等重要的地位，正视武力与战争在国家政治治理中的必要性，进而对其进行细致分梳。

　　以孟、荀为典型，后世儒家从截然不同的方向共同发展、丰富与深化了孔子武德精神的内涵，并最终塑造了中华民族对于暴力问题的态度与认知。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政治、经济、宗教、文化诸方面的矛盾冲突同时加剧。中华武德精神强调以“文”为先而不忘战、智仁勇统一的特质，根本上起到了划定边界、协调冲突、规训具有破坏性力量的暴力为人类文明发展所用的导向性作用。重新重视与传承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武德精神，以其智慧化解矛盾冲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不仅必要，而且正逢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