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70年，张养浩生于济南。他自小熟读儒家经典，将修齐治平作为毕生追求。公元1292年，张养浩前往京师，出任礼部令史，后为堂邑县令。

　　堂邑县在元代属中书省东昌路，也就是今天的山东聊城。他在《初拜堂邑县尹》一诗中，清晰地表达了出任堂邑县令的抱负和愿景。张养浩还让人在县衙门口挂上了一块匾额，上题“四知堂”三个大字，成为日后为官箴言。堂邑县短短三年的基层生涯，让他体会到一个地方官员应该具有怎样的品质，写下了一生中最为重要的著作《三事忠告》的第一部——《牧民忠告》。

　　《牧民忠告》开篇便提出：从一名士子成为地方长官，应以怎样的心态来看待？“夫受人直而怠其工，儋人爵而旷其事，己则逸矣，如公道何？如百姓何？”在他看来，领了国家的俸禄就应该好好为国家做事，不劳而获、尸位素餐，既愧对良心，也对不住公道、对不起一方百姓。

　　在“戒贪”这一条中，他又写道：“普天率土，生人无穷也。然受国宠灵，而为民司牧者，能几何人？”道理讲得朴素而实在：一旦犯罪，上则辜负国家恩宠，中则让亲人蒙受耻辱，下则给乡邻带来灾祸。所以，与其在败露时悲戚，不如在平时就严于律己。

　　堂邑县任期结束之后，张养浩调任御史台监察御史，行使监督百官之责。此时朝廷上下腐败盛行，他性格耿直，看透了蒙元的腐败根源，认为只有从制度上入手，才能惩治顽疾。《三事忠告》中的第二部《风宪忠告》就在他的御史任上完成写作。

　　《风宪忠告》，是针对监察官员的。张养浩把自律放在了第一位，提出一个“严”字：“士而律身，固不可以不严也。然有官守者则当严于士焉；有言责者又当严于有官守者焉。”他还对监察官提出了人品标准：“临难”“全节”。所谓临难，就是面对危难时要肩负使命，时刻准备对各种官员犯颜直谏，甚至要有随时献身的准备。而正因这个工作的风险太大，监察官员尤其需要有坚定的信仰和气节。

　　武宗即位后，封赏了大量官员，出现了诸多贪污腐败现象。身为监察御史的张养浩三次进谏劝阻，均没有效果。于是他写下了《上万言书》，历数时政“十害”：赏赐太侈、刑禁太疏、名爵太轻、台纲太弱、土木太盛、号令太浮、幸门太多、风俗太靡、异端太横、取相之术太宽。

　　仁宗即位后，张养浩任左司都事，翰林直学士，三年后升至中书省参知政事。在张养浩等官员的竭力推动下，停办四十多年的科举重新恢复，给岌岌可危的元朝注入了新的活力。元朝中期出现了被称为“延祐之治”的短暂盛世。张养浩决心把自己在中央为官的经验总结下来，这就是《三事忠告》的最后一部——《庙堂忠告》。他试图帮助官员明确做官的目的，不要在高官显爵中迷失自我。

　　《元史·文宗本纪》记载：“陕西自泰定二年至是岁不雨，大饥，民相食”。天灾来临，张养浩受命直奔长安。他目睹了民间疾苦场景，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山坡羊·潼关怀古》：“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在赈灾的日子里，张养浩向朝廷申请救灾资金，紧急分发救灾粮，同时对懈怠、舞弊的官员严加惩治，令灾情大为缓解。白天救济灾民、晚上挑灯办公，他不敢有丝毫懈怠，最终在任上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