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东夏邑县王公楼村，有孔子还乡祠。明嘉靖二十七年《夏邑县志·地理志》记载：“还乡祠位于县北十五里，说者谓孔子还乡祀先，后人思而立之。”清光绪年间夏邑知县、曲阜人孔繁洁撰《重修还乡祠》：“我祖发祥于鲁，实肇基于宋，夏邑古宋地，先代世为宋卿，食采于斯，此省墓还乡之所由来与欤！故后人建祠以祀之。”而笔者发现，孔子还乡不仅是祭祀祖先，在弱冠之年前后，他曾有数年生活于此。请看《礼记·儒行》开篇问答：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与？”

　　孔子对曰：“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丘闻之也：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丘不知儒服。”

　　孔子晚年自述，少年居鲁，穿鲁国流行的袖子宽大的衣服；长大居宋，戴宋国流行的“章甫之冠”，此乃入乡随俗养成的服饰习惯。由此看来，“长居宋”应当在弱冠之年前后。一个人穿衣戴帽的习惯，成为终身不改的积习，没有三年五载难以养成。故青年孔子“居宋”时间，少说也有三至五年。

　　或许有人会问，既然证据如此明确，司马迁以来的古代学者、近现代学者，及众多的孔子后人，为何都不予采信呢？笔者以为，原因如下：

　　第一，《左传》《史记》有关记述阴差阳错。《左传·昭公七年》记孟僖子随君出访，因“不能相礼”出丑而深以为耻之后，紧接着写“及其将死也”，遗嘱让两个儿子孟懿子、南宫敬叔师事仲尼学礼，不着痕迹跳到17年后。昭公七年孔子17岁，故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误将孟僖子遗嘱系于孔子17岁之年，并在17岁与30岁之间，插入南宫敬叔请示鲁君、获鲁君资助、随孔子“适周问礼”于老聃的记载；又写少年“孔子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孔子曾任季氏家管理仓库、管理畜牧的小吏，本职工作都做得挺好），初步形成了孔子青少年时代一直在鲁国的印象。

　　第二，《孔子家语》记“孔子年十九，娶于宋国并官氏（明版《家语》误作亓官氏）之女，一岁而生伯鱼。伯鱼之生，鲁昭公使人遗之鲤鱼。夫子荣君之赐，因以名其子也”，证明孔子弱冠之年生活在鲁国，并非“居宋”。这成为《礼记·儒行》所言“长居宋”的直接反证，使之可信度丧失殆尽。

　　以上两条材料，产生于儒术独尊、孔子日益被神化的时代背景下，圣人自然是越早慧、越被尊重越好。如晋杜预《春秋左传集解·桓公六年》“取于物为假”注：“若伯鱼生，人有馈之鱼，因名之曰鲤。”唐孔颖达即以杜预此注无涉昭公为据，作疏文对《孔子家语》“昭公馈鲤”提出质疑。（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十三经注疏》下册）清儒周寿昌反驳孔疏曰：“杜注称人、不称昭公者，或偶有遗忘……孔子年二十，其德已足感人，生子而君馈之鱼，不必定无其事。”（周氏《思益堂集》“日札”卷一，清光绪十四年王先谦等刻本）因为杜注看似孤证，而孤证不立，故周氏一句“或偶有遗忘”，便轻松排除了它成为反证的资格。

　　到了近现代，屡有学者指出：鲁昭公七年，南宫敬叔尚未出生，而孔子正遭受歧视，“季氏飨士”且不能参与，20岁生子怎能引来鲁君馈赠？其实，孟僖子死于昭公24年，时年孔子34岁，以“知礼”闻名，已在鲁国设教授徒，故孟僖子遗嘱让两个儿子师事之。至于孔子生子、昭公馈鲤之事，《史记》无载；杜预《左传·桓公六年》之注文无涉昭公，也并非孤证。《太平御览》卷九百三十五引《风俗通义》逸文曰：“伯鱼之生，适有馈孔子鱼者，嘉以为瑞，故名鲤，字伯鱼。”也只字未提昭公，可与杜注孔疏互证。今本《孔子家语》虽说经孔安国整理，但是直到三国王肃整理、注释，才行之于世。其昭公馈鲤之说，应为后儒所掺夸饰之辞。既然近现代学界对反证材料已提出质疑、否定，为何孔子“居宋”之事，仍未得到论述和肯定呢？这就谈到下一条。

　　第三，近现代疑古思潮盛行，《礼记》被视作“伪书”，其所记载均成为不可征信之事，遂致《儒行》篇孔子自谓“长居宋”基本无人提起，更没有人视作足以推翻旧说的证据。

　　20世纪90年代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问世，学界对于《礼记》的看法开始改变，大都认识到，它虽为汉儒编纂，所收集的却是先秦论著，其中有不少作品产生于孟子之前。因此，《礼记·儒行》“长居宋”的记述，是颇值得信任的，故笔者方敢引以为据，持此新说。

　　那么，孔子为何离开鲁国来到宋国，又居住在什么地方呢？

　　兹据相关史料略加推测：孔父叔梁纥乃陬邑大夫，著名武士。他在娶颜氏为妻生孔子之前，已有十个女儿，及妾生子孟皮、字伯尼。孔子三岁亡父，年轻的母亲为了避开陬邑夫家复杂的人际关系，携幼子回到曲阜，依附于娘家颜氏家族谋生。其母子能否享受已故陬邑大夫的福利荫庇，今已不得而知。史载孔母去世之后，十六七岁的孔子，得知鲁国正卿季氏宴飨贵族下层之士，就凭着陬邑大夫之子的身份前往，遭季氏管家阳虎阻拦说：“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孔子默然忍辱而退。其士的身份，遭到如此质疑，乃至否定，精神打击不小。这应该就是青年孔子离开鲁国的原因。

　　孔子离开曲阜，能够到哪里去呢？其远祖乃宋国国君，十世祖弗父何本是宋湣公长子，让君位于其弟而为卿，被封于栗，即今夏邑县。弗父何生周，周生胜，胜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五世亲尽，别为公族，遂以“孔”为氏焉。故夏邑县为孔氏祖籍。孔父嘉之后，第四代孔防叔“避华氏之祸而奔鲁”，乃鲁国孔氏第一代，二代伯夏、三代叔梁纥、四代孔子。孔子与夏邑孔氏仅隔三代。夏邑有弗父何以下孔氏历代先祖之墓，防叔奔鲁，有族人留守夏邑供奉香火，当不言而喻。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亦夏邑孔氏之谓也。未及弱冠的孔子，虽然有陬邑孔氏嫡子身份，却自幼离家依附于娘舅家长大。当他失去娘亲、在曲阜又遭当政者歧视之后，若在行冠礼之前回到陬邑，则有违母亲带他离开之初衷；故寻根溯源，归依夏邑孔氏以寻求支持与出路，遂成为首选良策。如此说来，青年孔子娶宋国并官氏之妻、生儿子孔鲤、举行加冠礼而从此以成人姿态步入社会等人生大事，也都是在宋国栗邑即今之河南夏邑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