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的姊妹湖

　　“望湖亭上望湘湖，景物天开似画图。两岸好山青嶂列，一泓新水绿罗铺。”在杭州市钱塘江南岸，黛色的群山中，荡漾着一片浩渺的碧水，清澈而明净，这就是湘湖。

　　湘湖与西湖一江之隔，被称为西湖的“姊妹湖”，两者有许多相似之处。

　　首先从地理上讲，她们都紧邻钱塘江，隔江而望，相距甚近。正因为如此，湘湖和西湖的成因也如出一辙，都是由远古的海湾演变而来的潟湖。

　　其次，湘湖和西湖的地理形势也颇为相似。湖面均被群山环抱。湘湖周边群峰起伏，山坞幽深，湖傍山走，山中藏湖。明代大哲学家王阳明曾有诗云：“好山兼在水云间，如此湖须如此山。”

　　再者，湘湖和西湖一样，都有千年的文化积淀。在湘湖水面之下的展陈馆，8000年前的跨湖桥遗址遗世独立。在湘湖西北岸的越王城山之巅，至今还留有2500年前吴越争霸的遗迹。

　　虽说湘湖与西湖有“姊妹湖”之称，但其实两者也自有其个性和特色，命运也各有不同。西湖凝聚了杭州的灵气与神韵，更华丽风流，而“湘湖如处子”，更含蓄深沉。

　　与西湖的“繁华”相比，湘湖在历史上要冷清寂寞得多，命运多舛。湘湖在北宋末年正式成湖之后，虽有“九乡水仓”之誉，但自成湖起，就不断有私占湖田、蚕食湖面之事发生，围绕着保湖、废湖，开垦、禁垦，一直纷争不断、冲突时起，从北宋至民国，八百年间未尝中辍。直至民国，湘湖湖面不断缩小而至湮废。

　　但幸运的是，当时光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饱经沧桑的湘湖迎来了命运的转机，古老的湘湖再次浴火重生。九百年的沧桑和巨变，人们上演了一出是要绿水青山还是要金山银山的戏剧，湘湖的故事正为我们打开一扇透视人与土地、与环境的关系的窗。

　　两宋：成湖后的侵占与反侵占

　　据记载，早在北宋之前，湘湖就以自然湖泊形态存在，叫西城湖。宋以前，每到汛期，山洪巨水凭借南高北低的地势迅猛涌入萧山城内，加上钱塘江潮水猛涨，常常决堤为患，萧山人民饱受内涝灾害。与县城相距咫尺的湘湖一带更是经常遭受洪水和旱灾的袭击，农田灌溉困难，为此百姓修筑水利的呼声很高，早在宋神宗时，筑湖已获谕旨许可，但奏本下达本县商议时，却因各方利益不同、县令乡绅犹疑不决而搁置。

　　政和二年（1112年），杨时补授萧山县令。杨时志泽于民，处事果断，他的到来使情况骤然改观。上任第三天，他就下乡间，察民情，听民声。连续十多天，走遍有关各乡，耳闻目见，对百姓迭遭旱涝之苦，期盼筑湖之心感触良深。

　　为尽早实现百姓夙愿，杨时不辞艰辛，实地踏勘，精心擘划。经过一年零七个月的努力，至政和三年（1113年），工程全部竣工，成湖3.7万多亩，周围80余里，可以灌溉周边九乡农田146800余亩。人们盛赞杨时筑湖“利民及物，莫大之功”，对此感恩不尽。为纪念杨时，百姓们在湘湖边修建了杨长官祠。

　　然而，湘湖自杨时筑湖后，一直处于各种争端的漩涡之中。宣和元年（1119年），湘湖建成仅七年，就有当地“豪民”向朝廷奏请“罢湖复田”。当时萧山的梅雨季节刚过，满堤湖水，沿湖的管理者都撤防观望，保湖与废湖之争骤起，县衙也一时难以决断，但最终还是保湖力量占据上风，“废湖”之议便被搁置起来。

　　从南宋开始，湘湖“保废”之争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南宋定都杭州，大量人口南迁，对土地的需求骤然大增。湘湖自然引起了一些朝臣和地方官吏的觊觎。据萧山旧县志记载，乾道二年（1166年）招讨使李显宗占据湘湖土地建造私宅，另有一个叫周仁的官员指使他的佃户侵占湘湖土地种植大片水稻。湘湖附近的豪民与少数朝官乘机勾结，再次提出“罢湖复田”，形势十分危急。

　　时任萧山县丞赵善济获知这些情况后，顶住重重压力，渡江上告朝廷。事也凑巧，就在此时，赵善济遇到了一位正直的朝臣史浩。史浩曾为南宋初期的爱国将领赵鼎、李光申辩无罪，为岳飞申冤平反，是一位主持正义的名相，高宗对其非常信任。赵善济向他述说了湘湖被侵占的实情，并分析了由此产生的危害。而此时绍兴也发生了一些官员侵吞鉴湖湖地的事件。因此，这成了一个事关全局的问题。史浩也拿出巨大勇气，以官府的名义，出榜禁止垦占，至此，湘湖一段时间内才得以暂时平静。

　　明清：衰落中的存废之争

　　明朝中期萧山境内及周边两大水利工程的完成，使得湘湖周围的水利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第一项工程是成化元年（1465年），在距离湘湖最南端大约五千米的东南方向，官府开凿碛堰山，促使浦阳江主流出碛堰山口北流，至渔浦汇入钱塘江。

　　第二项工程是嘉靖十五年（1536年），绍兴知府汤绍恩在绍兴三江口修建了三江闸，阻挡逆钱塘江而上的咸潮，防止境内河渠中的淡水过度外泄。

　　碛堰山的开凿和三江闸的修建，使得湘湖周边水利条件大为改善，导致依靠湘湖灌溉的湖民日益减少，湘湖的水利价值也随之明显弱化。明中期开始，湘湖周围的占地之风日盛，湖边的一些豪族势力力图将湘湖这一公共水库化为私有，侵占与反侵占，毁湖与护湖之争愈演愈烈。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夏季干旱严重，湘湖湖底完全干涸，并出现许多裂纹。孙姓家族以孙凯臣为首的一干人，在没有通报官府，也未经乡人讨论的情况下，“纠聚族党，筑堤架桥”。孙氏私筑的湖堤虽然方便了东西两岸的交通，但严重破坏了湘湖的水文系统，侵害了周边湖民的利益。萧山县令刘俨收到湖民报告后，考虑到事关重大，便责令全县官民公议定夺，然而命令下达后却遭到了抵触推诿。这些推诿的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慑于孙氏湖豪的势力。刘俨只好把情况上报给绍兴府（当时湘湖所在的萧山归绍兴管理）。绍兴府派人到湘湖实地勘查后，给出的官方态度非常明确：毁堤复湖，勒石永禁。但孙氏湖豪仍旧阻挠不止，使官府决定无法推行。

　　此时，归乡养老的毛奇龄在杭州城里得知了这一情况。毛奇龄是清初经学家、文学家，萧山人，担任过翰林院检讨、国史馆纂修等职，参与纂修《明史》，因患风湿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已退居杭州。毛奇龄迅即赶回萧山，在作了一番调查后，撰写了《请毁私筑湖堤揭子》和《湘湖私筑跨水横塘补议》，并“遣使投县”。在《补议》中毛奇龄详细论述他的“四害五不可”湘湖水利治理方案。

　　鉴于毛奇龄的声望和地位，萧山县府收到他写的材料后，立刻上报绍兴府。绍兴知府收到刘俨呈文，下令执行原判。这年七月初五，绍兴府向萧山县发出了正式的结案通知，公布了“勒石永禁”之令。七月二十，毛奇龄应约撰写《湘湖水利永禁私筑勒石记》，详细记录了事件的经过，以及湘湖历史上围绕存废问题发生的长期纠纷和处理结果，以此作为后世保湖的依据。

　　近代：湮废前的垦禁之争

　　至民国初，湘湖已变成了大小不等的若干池塘，几个世纪以来，那些保湖派所做的工作，大部分已被破坏殆尽，湘湖水利迅速走向没落，湘湖之争的主旋律演变为主垦与主禁之争，主垦者要求开垦湘湖荒地，主禁者主张禁垦荒地。在历次垦禁之争中，郭曾甄所推动的垦湖风波是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斗争最激烈的一次。

　　郭曾甄是福建人，1924年任萧山知事。到任后，他与周易藻、王彦卿等萧山乡绅交往密切，因此对湘湖的垦禁之争也比较了解。1926年4月6日，郭曾甄邀请周易藻等乡绅十余人一起游玩湘湖。郭曾甄看到“压乌山以南、杨岐山以北一片平原，荒秽不治”，一时感慨良多，深感“如此膏腴”之地，竟弃之不垦，实在可惜。

　　郭曾甄打算垦湖的风声一传出，立即就有乡民站出来反对，以各种理由劝阻垦湖，同时向省府上书请求禁垦。他们在强调湘湖水利重要性的同时，也强调了湘湖是九乡人们的“私产”，暗指知事郭曾甄作为外乡人无权组织垦湖。郭曾甄对此早有心理准备，5月20日在县署召集九乡公民代表开会，开会的结果是多数赞成浚垦。

　　会后，衙门里的请愿书就像雪片一样飞来，指控那些出席会议的人“或贪私利或徇私情，全非九乡真正民意”。之后，郭曾甄也呈文省府，结合历史文献记载进行了争辩，他认为萧山地少人多，且近来米价昂贵，老百姓的生活一天比一天拮据紧迫，断不能碍于旧禁而放弃开垦荒芜的湖地。郭曾甄的呈文，得到了省长夏超支持，于是加快了垦荒的步伐，成立了“浚垦萧山湘湖事务所”，制定了相关章程。与此同时，反对的声音也更加激烈。1926年10月，就在浚垦湘湖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时，形势突变，继任新省长陈仪并不支持垦湖，一切浚垦工作立即终止，一场轰轰烈烈、跌宕起伏的湘湖浚垦案瞬息落下帷幕，湘湖再次勒石禁垦。

　　然而，这一次的尘埃落定只是暂时，一轮由国民政府全面主导的湘湖“新涨”荒地开垦计划开始逐步实施。至1934年，湘湖相当大的一部分领域消失，剩余大部分面积也面临湮灭的边缘。

　　存在了八个多世纪的湘湖，在持续不断的保废之争中，最终没有逃脱湮灭的命运。

　　当代：湘湖重光

　　2003年，浙江省提出改革发展的八项举措，简称“八八战略”，其中一条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生态优势，创建生态省，打造“绿色浙江”。在“八八战略”的引领下，杭州把保护环境摆在了重中之重的位置。萧山在经济迅速崛起的同时，也意识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

　　湘湖是萧山城区的“蓝心绿肺”，也是萧山文脉所在，恢复湘湖原貌、保护湘湖文化是萧山人的共同心愿，也是推动萧山城市转型的契机。古老的湘湖再次吸引了世人的目光，一个重建湘湖的设想开始从蓝图走向现实。

　　2003年，湘湖保护与开发首期工程建设启动，并于2006年向游人开放。如今，经历十余年的建设，一个“开而荡”的新湘湖又重现人间，古老的湘湖，在新世纪完成了从“悲歌”到“欢歌”的华丽转身。

　　清澈的湖水、轻摆的柳枝、御风而行的船只……湘湖恢复了碧水青山、湖山相映的美好风貌。

　　湘湖变化的脚步并没有停止。随着杭州由“西湖时代”迈向“钱塘江时代”，湘湖也以更大的目标、更广阔的视野，为这座城市增光添彩。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湘湖的保护与开发、嬗变与重光，正是“两山理论”的生动实践。【方长富 作者单位：杭州湘湖（白马湖）研究院。杭州市萧山区纪委监委对本文亦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