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在海中，其西北有山。”——《山海经》。

　　在福建的西北角，坐落着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武夷山。许多文人墨客在此留下印迹，成就了一番文化盛举。儒释道三教在此共生，相互独立又互相补益。万里茶道在这里开启，转运茶叶的儒商以信立行，走向世界。

　　斗转星移，故事千百，都化在那一壶山水茶里，芳香千古，述说着中华文明关于“和”的记忆。

　　文脉起伏

　　“年年春自东南来，建溪先暖冰微开。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这四句诗，出自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和章岷从事斗茶歌》。斗茶又称茗战，是兴起于武夷山下的一种品茗方式，斗茶者各取所藏好茶，轮流烹煮，品评高下。斗茶歌又称斗茶令，古代文人斗茶时喜欢吟诗作赋，用以助兴增趣。一盏茶，一句诗，透露出宋代武夷文化的兴盛。

　　让我们用一盏茶的工夫，回溯武夷山的文脉起伏。

　　在武夷山南麓，有一座面积约48万平方米的遗址，这里是有着“中国庞贝古城”之称的闽越王城。公元前202年，闽越王无诸大兴土木，在武夷山下盖了这座城。92年后，无诸的后代余善叛乱，汉武帝发兵平叛，王城被焚，武夷山下一片疮痍。

　　到很久很久之后的唐朝，贞观之治，天下清明，上将军彭迁提督建州（建州辖武夷山）。彭迁曾随李世民南征北战，战功赫赫，在建州，他一眼便爱上了武夷山水。解甲归田后，他捐资雇募民力在武夷山下斩草除莱，开荒筑室，引水溉田三千余顷，同时迁徙上万百姓到此定居。彭迁之后，其子孙彭汉、彭珰继承遗志，在此拓荒造田，开发桑梓。

　　也正是在唐朝，东南一隅的武夷山，开始享有全国的知名度。据清代董天工《武夷山志》记载，唐天宝七载（748年），朝廷派登仕郎颜行之封武夷山为名山大川，并在武夷山九曲溪一曲同亭湖畔题刻：“唐天宝七载岁在戊子七月，封名山大川，登仕郎颜行之记。”

　　南唐保大二年（944年），一位白发儒士隐居武夷山，他是“开闽宰辅”翁承赞。翁承赞在福建任盐铁副使时，曾劝闽王“建四门学以教闽士之秀者”，即在各府县乡广设庠序，供庶民入学，武夷山下学风渐起。翁承赞还大力推广茶叶种植，武夷山上茶香四溢。

　　北宋元祐四年（1089年），一位少年走出武夷山。少年名叫胡安国，他将拜当时的大儒杨时为师。彼时，杨时与另一位大儒游酢已从洛阳返回福建。杨时、游酢长期讲学著述于武夷山，胡安国与二人亦师亦友，也成长为一代大儒。胡安国后来开创了“湖湘学派”，晚年回归武夷山讲学，他用三十年光阴著成的《春秋传》，更是成为后世科举士子必读的教科书，被尊为“武夷先生”。

　　儒学在武夷山下植根繁衍，一条清献河让绿水青山更添生机。北宋康定元年（1040年），与包拯齐名的大清官赵抃知崇安县（今武夷山），他引西郊河水灌溉南郊农田，使百姓安居乐业，恩泽至今。武夷山下万物清平，千百年的积淀似乎就静候着一个契机，积厚而发。

　　九曲溪畔

　　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年），武夷山五夫里紫阳楼，三位先生围坐在茶炉旁，茶香卷帘，他们准备给一个名叫朱熹的少年授业。一年以前，朱熹的父亲朱松病逝，去世前他将儿子托付给挚友刘子羽，让朱熹拜刘子翚、刘勉之、胡宪三先生为师。于是，朱熹随母移居到武夷山，居住在紫阳楼。朱熹在这里生活了近五十年。

　　刘子翚、刘勉之、胡宪，都是名重一时且品行高洁的儒士，他们的学问各有所长，最终都融到了朱子理学体系中。

　　影响朱熹的不仅有儒。武夷山是三教名山，理学在此茁壮成长，佛与道也在此蔚然成风。佛与道的理念不断冲击着他的思想，又相继被朱子理学体系所吸纳。

　　在武夷山隐屏峰下，九曲溪旋绕曲折，隐屏峰云气流动，此间有一书院——武夷精舍。武夷精舍又称紫阳书院、武夷书院，朱熹于南宋淳熙十年（1183年）建成。“先生结屋绿岩边”“相与酬酢于精舍之下”“此志未可量，见之千载后”，这是诗人陆游、词人韩元吉、历史学家袁枢等对武夷精舍的印象。“武夷精舍”的牌匾下，名流云集，学者如织，朱熹在此教导出了蔡元定、黄榦、詹体仁、真德秀等一批门人，他们将理学发扬光大。

　　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初夏，新茶盛发，浙东学派领袖吕祖谦跋山涉水来到武夷山，他与朱熹泛舟品茗，读书论道，相谈四十余日。吕祖谦此行的另一个目的，是邀请朱熹到江西信州鹅湖寺参加一场辩论会，吕祖谦还邀请了心学泰斗陆九渊。大会上，朱熹与陆九渊时而针锋相对，时而谈笑风生，中国思想史上两大巨擘的相会，思想的火花因碰撞而更耀眼。这场盛会，便是后世所称的“鹅湖之会”。

　　鹅湖之会三百余年后，王阳明为避宦官刘瑾之害，逃遁到武夷山的一间道观。他在武夷山遍访名胜，瞻仰朱熹所创办的紫阳书院，蛰伏月余后前往贵州龙场，后来有了“龙场悟道”。明正德十五年（1520年），王阳明奉旨巡抚江西，再至武夷山游学授课。“溪流九曲初谙路，精舍千年始及门”，王阳明写下一首《武夷次壁间韵》，词间皆是喜爱之情。

　　达则兼济天下，戚继光在东南十年戎马，大胜倭寇，随后北上，守卫北疆。途中，他泛游九曲，意气风发，在武夷山水光石上题下“大丈夫既南靖岛夷，便当北平胡虏。黄冠布袍，再期游此。”穷则独善其身，拒不行贿的明代御史陈省隐居武夷山，潜心于摩崖石刻。一座武夷山似乎包罗万象，慰藉着每一个来者的心灵。儒释道在此和谐共生，儒学的各个流派也在此相存相依。

　　武夷山水，兼收并蓄，不同思想在此落地生根。而这一切滋味，又化在那盏茶里。

　　万里茶道

　　武夷山以东，梅溪秀丽多姿，古老而宁静的下梅村在此生长千年。在村口有一块巨石，上面镌刻着一行字：晋商万里茶道起点。17世纪以来，无数的武夷茶从这里北上，到达俄国，再分销到全世界。

　　早在唐代，散文家孙樵就把武夷茶拟作“晚甘侯”推介给朋友：“晚甘侯十五人，遣侍斋阁。此徒皆请雷而摘，拜水而和。盖建阳丹山碧水之乡，月涧云龛之品，慎勿贱用之！”

　　由于武夷山立县较晚，古人对武夷茶并没有多少系统的梳理，就连“茶圣”陆羽所著《茶经》也未曾提及。清康熙年间，陆羽后人陆延灿花费十七年写下《续茶经》，补遗武夷茶。而在《茶经》与《续茶经》间隔的一千多年里，武夷茶早已通过海陆两条“丝绸之路”远销海外。而凝结在茶上的中华文化，也随着驼铃与船帆，传播海外。

　　清雍正年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允许商人在两国交界处进行零星贸易。不久之后 ，一支商队就来到了武夷山下梅村。来者是有“乔家一个院，常氏两条街”之称的晋商常氏，他们要与武夷山邹氏商讨一门“南茶北销”的生意。

　　武夷山邹氏，常年“走粤东，通洋艘”，有一定的商业实力。常氏选中他们的，不仅于此。《邹氏族谱》中记载了两个故事，在一次对外贸易中，邹氏族长邹英章曾发现有十车茶质量不达标，他一把火把货全烧了。一次，邹家子孙仗势欺压小商户，强买强卖，邹英章带着子孙，拉起横幅当街游行致歉。这些常氏都看在眼里。

　　承载千年儒风，武夷山下的商人重利更重义。走进已列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下梅邹氏大夫第建筑群，楼门两侧篆刻着“木本”、“水源”两幅横批，告诫子孙切莫忘本。走道上悬挂着数十副楹联字匾，“忠、孝、仁、义”等字眼频频出现。步入邹氏家祠，“无信则不立，不立则难行”的邹氏家规格外显眼。武夷山千年儒风，凝结出的是最纯粹的儒商精神。

　　立信行万里，武夷茶在迢迢茶道上行走了两个多世纪，万里茶道沟通中西，沿线一批城市因茶而兴。

　　“逝者如斯”，武夷山九曲溪水流不绝，朱熹当年刻在响声岩上的四个大字，依旧清晰。无数先贤都曾泛舟于此，和歌饮茶，又顺流隐入那万水千山。一壶武夷山水茶，映照过这无数个倒影，抿一口，皆是千古的味道，历久弥新。

　　武夷山不止山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