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说新语》之前，古代典籍的编纂方式大体不外分类式、分卷式和编年式三种。《世说新语》属于分类式的演化。此前的分类式图书往往根据内容需要，或以天文地理为序，或以人文社会为列，与人的精神世界尚无明确系统关联，但其中已经或多或少蕴含了与《世说新语》的分类方式有关的因素。其一是有些类目名称已经涉及人的精神世界，如董仲舒《春秋繁露》中的“为仁”“观德”“实性”，班固《白虎通义》中的“谏诤”“情性”，王符《潜夫论》中的“忠贵”“浮侈”“慎微”“明忠”“德化”，应劭《风俗通义》中的“正失”“愆礼”“过誉”等都与人的道德和情操有关。其中“为仁”“观德”“德化”等显然与《世说新语》中的“德行”门有关，“浮侈”又为《世说》中“汰侈”所本，“正失”又与《世说》中“自新”“纰漏”相关联。尤其是《吕氏春秋》中的“怀宠”与《世说》中的“宠礼”，“悔过”与“尤悔”，“骄恣”与“汰侈”，“当赏”与“赏誉”，“士容”与“容止”都十分近似，“直谏”更是直接为《世说》所用（据宋汪藻《世说新语叙录》，原书三十八门本、三十九门本均有“直谏”一门）。其二是前代分类的典籍大多以二字为题。两个单音节词构成的双音节词，以主谓、动宾、偏正、并列、补充等搭配方式组合，简练而又自由活泼地表达各种内容。这也是《世说新语》在分类形式方面的有利条件。这说明在分类书籍的发展过程中，人们的分类意识不仅愈来愈细致缜密，而且还逐渐向系统化的方向演进。如果说这些书籍对《世说》的体例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话，那么刘义庆等人对刘向《说苑》的体例就是自觉的模仿。

　　刘向《说苑》被列在子部儒家类，馆臣称：“其书皆录遗闻轶事足为法戒之资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儒家类《说苑》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其选材范围为先秦时期可供后人借鉴的故事遗闻。这个范围比起《春秋繁露》《白虎通义》诸书已经相对集中一些了。在编例上，它采用故事和议论并重的方法。每个故事后面附以作者的议论，即作者认为人们应当从这个故事中得到的教益。这实际上是诸子著作以故事寓言作为阐发哲理的辅助手段的充分发挥。全书分为“君道”“臣术”“建本”“立节”“贵德”“复思”“理政”“尊贤”“正谏”“敬慎”“善说”“奉使”“谋权”“至公”“指武”“丛谈”“杂言”“辨物”“修文”“反质”等二十类。从这种分类的方式和书中故事的成分看，刘向《说苑》与刘义庆《世说新语》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全书均为遗闻轶事的故事构成，这与《世说新语》相通，但《说苑》在故事后又必附以议论，则为《世说新语》所无。这正是子书以议论为宗旨和小说家以讲故事为目的的区别所在；其二，《说苑》所设立的门类有许多与《世说新语》相似而有关联，如“贵德”与“德行”，“理政”与“政事”，“修文”与“文学”，“正谏”直接为《世说》所用。然而刘向的门类设定是出于儒家的道德教化需要，而刘义庆的门类设定则是为了表现魏晋人的精神世界。这正如近人向宗鲁所言：“中垒之与临川，一则推本经术，一则祖尚玄虚，其旨异；一则辞多繁博，一则言归简要，其文异。所以得同名者，以其分门隶事，体制相类也。”（向宗鲁《说苑疏证·叙例》，载向宗鲁《说苑校证》，中华书局1987年版）

　　所谓“同名”，一是指刘向曾有《世说》一书。《汉书·艺文志》儒家类著录“刘向所序六十七篇”，注：“《新序》《说苑》《世说》《列女传颂图》也。”其中《世说》一书已佚（王应麟《汉志考证》谓刘向《世说》云：“未详。本传著《疾谗》《擿要》《救危》及《世颂》，凡八篇，依兴古事，悼己及同类也。今其书不传。”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谓：“《世说》今佚。”），但这是《世说》书名的首次使用。二是指刘义庆《世说》又名《说苑》。该书虽未见著录，但《初学记》卷十七引刘义庆《说苑》曹操酪器题字事见今本《世说新语·捷悟》，同书卷十九引刘义庆《说苑》郑玄家奴皆读书事见今本《世说新语·文学》。《逸寰宇记》卷一一八亦引刘义庆《说苑》羊祜领荆州事（清人王仁俊将诸书所引刘义庆《说苑》另辑入《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中。按范子烨《世说新语研究》认为《逸寰宇记》所引刘义庆《说苑》文字原为刘孝标注，为宋人所删。见该书第五章第二节）。此外，诸书所引刘义庆《世说》若干文字实出刘向《说苑》。故向宗鲁云：“予谓《世说》即《说苑》，原注《说苑》二字，浅人加之。考《御览》三十五引《世说》，不见义庆书而见《说苑·君道》篇。《书抄》百四十一引《世本》，其文与《世本》不类；‘《世本》’乃‘《世说》’之讹，今见《说苑·立节》篇。此所引皆中垒《世说》。《初学记》十七引刘义庆《说苑》，今见《世说·捷悟》篇；又卷十九引刘义庆《说苑》，今见《世说·文学》篇。黎刊《太平寰宇记》一百十八引刘义庆《说苑》，今略见《世说·排调》篇。此所引皆临川《说苑》也。是则临川之《说苑》即《世说》，而中垒之《世说》即《说苑》审矣。”正是因为刘义庆《世说》与刘向《说苑》如此紧密的关系，所以后代许多人都认为刘义庆的体例来自刘向《说苑》，如蔡元培《新世说跋》：“昔汉魏之际，渐尚清谈，逮晋宋而极盛。临川王义庆乃仿刘子政《世说》之例，而作《新书》，务以标领新异已耳。”（易宗夔《新世说》，上海古籍书店1982年影印本）

　　在前代书籍分类方法不断积累的基础上，刘义庆之前的部分文言笔记小说已经开始使用以类相从的分类方法。在志人小说方面，有郭颁的《魏晋世语》（关于郭颁《魏晋世语》所采用的分类方法及对《世说新语》的影响，参见宁稼雨《中国志人小说史》第二章第二节《两晋志人小说》，以及宁稼雨《六朝笔记小说拾遗》一文，载《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四辑）；在志怪小说方面，则有干宝的《搜神记》和荀氏的《灵鬼志》（据李剑国先生考证，原本《搜神记》和荀氏《灵鬼志》都是分类的。《搜神记》已考知的门类有“感应”“神化”“变化”“妖怪”等，《灵鬼志》已考知的门类仅有“谣征”。参见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第五章《魏晋志怪小说》，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从这些书现知的门类名称来看，他们设立类目的初衷与刘义庆还是有所不同。《魏晋世语》已知的类目只有“名臣”，可以推测，郭颁设定类目是出于魏晋之世社会各阶层人物事迹的考虑。与“名臣”比肩的，似乎应当是“明君”“儒士”之类的类目。《搜神记》已知的类目有“感应”“神化”“变化”“妖怪”等，干宝是按照神怪的种类来设定类目的，而《灵鬼志》已考知的门类仅有“谣征”，其初衷当为灵鬼故事的种类。这与刘义庆等从人的精神世界出发来设定《世说新语》的门类是迥然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