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是中国民族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从考中状元到弃官办厂，再到投资教育、文化、慈善等公益事业，在张謇身上，浓郁的爱国情怀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他将经商视同齐家、治国之大事，认为企业应该具有社会责任和家国观念，反对唯利是图、见利忘义。“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张謇的这句名言，正是他一生的写照。

　　张謇生活在一个内忧外患并存、中西文化碰撞、社会急剧转型的时代，出身农家的他半生苦读，于41岁高中状元，被授予翰林院修撰。然而不久之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回家丁忧的张謇闻此消息，义愤填膺，在日记中写道“和约十款，几罄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

　　《马关条约》除割地赔款外，还允许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在中国办厂、筑路、开矿。因此，抵制经济侵略的呼声越来越高。两江总督张之洞上书朝廷，委派张謇在通海地区经商办厂。经商办厂，对张謇来说完全是陌生的。但是，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在张謇看来，只有发展民族工业，才能抵制帝国主义的侵略、抵制外国资本的侵入，办厂也不失为一种救国之途径。于是，他毅然放弃功名仕途，应张之洞之邀，利用通海地区产棉的优势，着手创办大生纱厂。“大生”一词，源于《易经》“天地之大德曰生”。从纱厂的命名可一窥其社会理想。张謇高举“实业救国”大旗，先后创办了数十个企业，形成了近代中国著名的大生资本集团，涉及工业、农业、渔业、交通运输、水利、盐垦、金融、通信等领域。1936年中华书局出版《世界实业家列传》一书，在全世界范围内列了10位著名实业家，中国唯一在列的是张謇。

　　除投资于新企业外，张謇还将利润不断投向公益事业。在他看来，“夫世界今日之竞争，农工商业之竞争也。农工商业之竞争，学问之竞争”。他大声疾呼：“救亡之策，莫急于教育”“图存救亡，舍教育无由”“一国之强，基于教育”“今求国之强，当先教育”。他还断言，“有礼教有学问之国，即亡亦必能复兴”。自1902年创办通州师范学校开始，经他独自创办或参与创办的学校达数百所。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国内多所百年老校的创办均与张謇有关。据统计，从1902年到1926年，张謇仅仅为兴办各种教育事业便注入个人资金257万元。

　　张謇还将慈善事业作为治理地方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缺什么，他便办什么，从育婴堂、养老院、贫民工厂到济良所、残废院、慈善机构，形成了从摇篮到坟墓的关怀救护体系。此外，他还着力创办各类公益文化事业，如图书馆、博物馆、公园、公共体育场等，开社会教育之风气。

　　张謇一生创造财富无数，但却没有留给自己的子孙，几乎都奉献给了社会。在他心目中，有一个理想社会，即如他所说“新世界雏形”。他在垦牧公司股东大会上说：“借各股东资本之力,以成鄙人建设一新世界雏形之志，以雪中国地方不能自治之耻，虽牛马于社会而不辞也。”为了理想社会的实现，他尽其所有，其精神、境界、情怀，永远值得当今的企业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