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异常的天真，几乎不大知道世界有欺诈、奸变的事。因此，他不时地吃了很大的亏。然而他决不从权达变，以变更他的主张和见解。他是有所执持着的。他为大多数的人民服务，为他们说话，为他们斗争着，一直到死。他像巨人似的，屹立如山，执着火炬，为人民的先导。他最反对腐败与贪污；他对一切不合理的事，均决不容情地攻击着，即因之招致了种种的祸害，他也不顾。

　　——郑振铎《忆韬奋先生》

　　早期，作为一个民主青年，邹韬奋接手《生活》周刊主编，不过想把指导职业教育的《生活》周刊改变为“关注人生，唤起民族精神，推动社会变革”的大众喜爱的刊物；追求的风格也只是“没有拘束，避免呆板，力求轻松生动、简练雅洁而饶有趣味”这样一种情趣；读者对象定为知识分子和文化阶层，期望知识阶层多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气节。

　　韬奋思想观念的转变，始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我国东北，他深感国破之痛，遭外族欺侮之辱，迅速将刊物的内容从城市中产阶级趣味转向宣传抗日救国，由“在谈笑风生的空气中欣欣然愉快一番”转变为“就民众的立场对政府对社会，都以其客观的、无所偏私的态度，作诚恳的批评或建议，论事论人，以正义为依归”。

　　韬奋把《生活》周刊当作向中国各界动员的号角，每期都用大量篇幅报道中国军民奋勇抵抗的消息，揭露日本侵略者的血腥罪恶，对不抵抗主义的方针和政策进行尖锐地抨击。

　　“一·二八”事变后，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将士电》，要求全军将士“淬厉奋发，敌忾同仇”“枕戈待命，以救危亡”，并表示他本人“愿与诸将士誓同生死，尽我天职”。《生活》周刊毫不留情道出真相：全国民众都信以为真，结果都被蒋介石蒙了。《生活》周刊所发的文章和组织的募集军需用品、建伤兵医院，原本与蒋介石慷慨所言是一致的。殊不知蒋介石一切举措仅是一时做给各派势力看的，骨子里他早就认定了“攘外必须先安内”的大政原则。

　　《生活》周刊引起广大读者的关注，渐渐成为全国救亡运动的舆论阵地。

　　韬奋真正明志，确立信仰，是在他第一次被迫流亡海外时。1933年6月，国民党特务杀害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会长兼总干事杨杏佛。韬奋也在当时流传的一份暗杀名单之中，他被迫舍家流亡海外。在英国，韬奋读到了马克思的著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苏联，他进入莫斯科暑期大学学习，撰写了20余万字的文章，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他思考了中国的现实，认清了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本质，感受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在纽约，他向一位留美的中国共产党人，表达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

　　1935年7月，韬奋在美国的报纸上看到《新生》杂志遭封杀、主编杜重远被捕入狱的消息，愤怒至极，决定回国。回国后，他随即创办《大众生活》周刊，继续高举抗日大旗，为抗日救亡鼓与呼。

　　国民党特务机关盯着韬奋的行动，蒋介石授意派胡宗南到上海劝韬奋改变立场，拥护国民党政府。韬奋与他争论了四个小时，明确表示，只拥护抗日的“政府”，不论从哪一天起，只要“政府”公开抗日，我们便一定拥护。在“政府”没有公开抗日之前，我们便没有办法拥护。胡宗南无功而返，江西、湖北、河南和安徽四省《生活》周刊被禁止发行。

　　1936年1月，韬奋的同学、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和张道藩、刘健群再赴上海劝说威逼，双方不欢而散。后来，杜月笙又要“亲自陪送”韬奋到南京，和蒋介石“当面一谈”，韬奋直接表明，作为个人，自己与蒋介石没有任何关系；要说组织，自己代表不了救国会，恕不能随他同赴南京。蒋介石大为恼火，责令特务机关采取行动，韬奋处境十分危险，只得流亡香港，数月之后才又冒险回到上海。

　　为了让韬奋改变政治立场，蒋介石还直接给生活书店的主办机构中华职业教育社施加压力。韬奋不想累及职教社，果断与之脱离管办关系，独立办刊办店。生活书店毫不退缩，先后出版了《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等数十种进步图书。

　　1936年11月，韬奋与沈钧儒等“七君子”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他们绝不妥协，坚持救国无罪。直至次年卢沟桥事变后，在全国声援中，国民党政府无奈释放了他们。韬奋出狱后，上海沦陷，他把生活书店总管理处转移到武汉。韬奋积极向共产党组织靠拢，经张仲实联系，先后见到了董必武和周恩来。周恩来鼓励支持他到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办书店，为避嫌疑，建议不用生活书店的店名，陕甘宁根据地可以叫华北书店，新四军根据地叫大众书店。韬奋很受鼓舞，郑重地向周恩来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周恩来告诉他，党需要你留在党外。韬奋感谢党对自己的信任，愉快地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他和林伯渠具体商量了办书店的计划，1940年九十月间，先后在晋东南解放区和延安开设了华北书店，在苏北和苏中开设了大众书店。

　　后来，生活书店总管理处又转移到重庆。为积极宣传抗战、宣传党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韬奋轮番请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等中共领导到生活书店作抗战形势报告，积极宣传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思想。

　　1941年2月，周恩来亲自部署保护文化界著名人士向香港迁移的行动。周恩来约见了韬奋，告诉他再在重庆待下去太危险，让他也去香港。

　　韬奋与陈果夫同住一个院子，全家同时离开重庆必然暴露，韬奋只能再一次舍家独自流亡。在沈钧儒的帮助下，韬奋像地下工作者一样逃出家。

　　1941年12月，日军占领九龙，香港危在旦夕。周恩来指示廖承志、潘汉年，帮助在港的文化人士向南洋和广州转移。国民党特务追踪到广东，党组织精心安排，先把韬奋的妻子和孩子转移去桂林，韬奋随同东江游击纵队在广东梅县隐藏了近半年。遵照周恩来的指示，1942年9月，生活书店派人到广东，陪同韬奋绕道武汉转移到上海，计划经苏北去延安。

　　在苏北解放区，韬奋目睹了新四军官兵一致、军民一家的新景象。不管队伍走到哪，总要把驻地的场院扫得干干净净，借用老乡家的物品，哪怕是一把笤帚，一只水桶，一把勺子都要当面送还。部队出发前，各连各排各班都要认真检查，借老乡东西还了没有，水缸挑满没有，有没有损坏老乡家的东西。集合或者出发，部队都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些让韬奋感慨万千，在梅县江头村夜谈中，他听当地群众说，五个国民党新兵逃跑被抓回，惨遭杀害，当官的还把士兵的心肝挖出来，当场吓死了老百姓，两支军队天差地别。

　　韬奋满怀激情投入了解放区的火热生活，不是跟着部队行军，就是到处演讲。他从国统区来到解放区，有太多的话要跟官兵们讲，他要讲国统区的生活和国民党假抗日真反共的本质，讲他对共产党和新四军的感受。他在演讲时向全体官兵和民众高喊：中国的命运寄托在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身上！

　　韬奋的耳病一天比一天严重，他忍着耳痛给官兵演讲。晚上备课，耳朵痛得写不了字，只能停下按摩止痛，吃止痛药。贺绿汀发现韬奋吃止痛药已止不住痛，黄克诚报告了上级，陈毅指示“速派同志重新护送韬奋回上海治病”。黄克诚、粟裕还为他准备了路费和医药费。韬奋真切地感受到了党组织的温暖，表示治好病之后，一定还要回来。

　　国民党的通缉令迫使韬奋只能化名住院，特务追查，逼得他四次转院。韬奋的病已经非常严重，邹家骝、邹嘉骊两个孩子都在桂林上中学，妻子沈粹缜没法离开，只好叫14岁的儿子邹家骅回上海看护他。邹家骅看父亲忍着病痛仍在写作，劝他不能太累。韬奋耐心地跟儿子说：“大宝，爸爸的时间太宝贵了。《患难余生记》还没写完，我还要写《苏北观感录》和《各国民主政治史》两部书，不抓紧时间，怕写不完。”沈粹缜带着女儿赶到上海，邹嘉骊已认不出父亲。韬奋的一只眼睛已经失明，仍趴在小桌上写作。

　　1944年6月1日，韬奋病情加重。6月2日，徐雪寒代表陈毅前来看望。一见面，韬奋就把刚写好的《对国人的呼吁》交给徐雪寒，让他带回去发表。他请徐雪寒代写一份入党申请书，请党中央审查他的一生，若够得上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死后请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7月24日，韬奋在上海病逝，年仅49岁。

　　9月28日，中共中央电唁韬奋逝世，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党中央在延安召开追悼会，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都为韬奋题了词。周恩来的题词是：“邹韬奋同志经历的道路，是中国知识分子走向进步走向革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