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文章学”成立的时代，目前学界各有分说，意见比较集中的有“魏晋南北朝说”和“南宋说”两种。前者以中山大学的吴承学先生为代表，后者以复旦大学的王水照先生、四川大学的祝尚书先生为代表。这个问题很值得认真讨论，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时间点的问题，更关乎中国文章学的本体特征、文体范围及理论体系等方面的重要问题。

　　我们认为，中国文章学成立的时代定在魏晋南北朝较合适，成立的标志就是刘勰的《文心雕龙》。吴承学先生著《近古文章与文体学研究》一书已从文章之士地位的确立、文章论著出现并成熟、文章志与文章总集等几个方面作了论述。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阐述：

　　文章学意义上的“文章”一词的广泛运用。

　　“文章”一词在魏晋以前就大量使用，但内涵复杂，直到司马迁的《史记》才首次在文章学意义上使用“文章”一词。郭英德在《文章的确立与文体的分类》一书中指出，东汉时期人们已明确把诗歌、辞章统称为“文章”。魏晋以后，人们更是广泛地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文章”一词了。如曹丕《典论·论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陶渊明《五柳先生传》：“常著文章自娱。”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有“文章”专论。挚虞《文章流别论》、任昉《文章缘起》，书名就鲜明标识“文章”一词。据陈书良统计，作为文章学的集大成论著，刘勰的《文心雕龙》共用“文章”一词26处，除了几处表示“典章制度”“德行”意思外，大多表示“文辞、作品的泛称”“文采、声律”，这是在文章学意义上广泛使用“文章”一词了。

　　高度重视文章艺术。

　　文章学的根本目的就是探讨如何写好文章，所以讲文章艺术是文章学的根本要义。魏晋南北朝文论追求文章艺术，辞采要求漂亮，曹丕提出“诗赋欲丽”（《典论·论文》），陆机要求“其遣言也贵妍”（《文赋》），萧统选文的标准是“义归乎翰藻”（《文选序》）。刘勰《文心雕龙》著书的出发点即探究“为文之用心”（《文心雕龙·序志篇》），即如何写好文章，所以对文章艺术非常重视。刘勰专门设有“丽辞篇”，主张“丽句与深采并流”（《文心雕龙·丽辞篇》），当然这主要是对骈体文的要求。对于其他各式文体，刘勰也强调文采。他说圣贤文章也是讲究文采的：“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文心雕龙·情采篇》）经典为后世文章“树表”“启疆”，是“群言之祖”（《文心雕龙·宗经篇》）。所以，学习圣贤文章，一方面要学其雅正的思想，另一方面要学其漂亮的辞采。刘勰又设“章句篇”“练字篇”“附会篇”，专门探讨文章的遣词造句、篇章结构等方面的技巧问题。可以说，重视文章艺术是魏晋南北朝文坛的普遍风气。

　　自成体系的文章学著作。

　　一门学问如果仅仅是散发式的片言只语，那还是处于不自觉的萌芽阶段，只有上升到自成体系的理论层面，才标志着这门学问真正成立。在魏晋以前，《史记》《汉书》等也有不少地方谈及文章，但只是零散的片言只语，不成体系。曹魏以后，出现了专门的文章学论述。曹丕的《典论·论文》可以说是中国文章学史上第一篇专论。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任昉的《文章缘起》是专门的文章文体学论著。这些专论虽然篇幅不多，但从其所涉内容来看，俨然是中国文章学的专门论著。据史载，南朝宋明帝刘彧也曾热心撰写文章志：“（帝）好读书，爱文义，在潘时，撰《江左以来文章志》。”（《宋史·明帝纪》）也可见当时文坛风气。至于刘勰的《文心雕龙》更是“体大思精”的文章学巨著，其内容包含文章本体论、文章文体论、文章创作论、文章批评论。哪怕以今天的学术体系标准来衡量，《文心雕龙》也是当之无愧的体系完整严密的文章学理论著作。这是常识，无需赘言。清代纪昀评《文心雕龙》：“论文之书，莫古于是编，亦莫精于是编矣。”（《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20）评论确当。

　　文章学理论及实践的深远影响。

　　一门学问的成立，不仅要看它何时出现，还要看它对当时和后世有没有影响。如果只是曾经出现过，随后销声匿迹，只是昙花一现，那这门学问并没有“立”起来。以《文心雕龙》为代表的魏晋南北朝文章学理论，对当时和后世文章创作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唐宋文章（包括骈体文和散文）的兴盛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文章学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分不开。理论上，比如唐宋古文运动讲文道关系，从“文以明道”到“文以载道”，再到“作文害道”，这实际是《文心雕龙》“道术之辨”的延续。也许有人要问，唐宋古文运动不是反对骈体文吗？其实，唐宋诸大家并不一概否定漂亮文辞，只是反对片面追求华丽辞藻。黄侃说得好：“唐人所不满意，止于大同已后轻艳之词，宋人所诋为俳优，亦裁上及徐、庾，下尽西昆，初非举自古丽辞一概废阁之也。”（《文心雕龙札记》）这跟刘勰“文丽而不淫”（《文心雕龙·宗经篇》）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实践上，说唐代骈体文继承魏晋南北朝，恐怕没有人有异议。但要说唐代散文也传承了魏晋南北朝的艺术基因，认同的人可能不多。其实，古代就有人认识到唐代文章与魏晋南北朝文章的传承关系，这里略举数例以说明之。清代袁枚说：“唐以前，未有不熟精《文选》理者，不独杜少陵也。韩、柳两家文字，其浓厚处，俱从此出。”（《随园诗话》卷七）刘熙载：“韩文起八代之衰，实集八代之成。”（《艺概·文概》）许梿说：“三唐奥窔，未有不胎息六朝者。”（《六朝文挈原序》）上面三人的话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唐代文章成就之所以如此之高，离不开魏晋南北朝文章学的滋养。

　　总之，中国文章学成立的时代应定在魏晋南北朝，成立的标志就是刘勰的《文心雕龙》。“南宋说”弃魏晋南北朝文章学兴盛不顾，也无法合理全面解释唐宋散文兴盛的原因。南宋时期的确出现过一批文章学论著，但只能说是中国文章学的深化和细化，而不是成立。

　　（作者：吴中胜，系赣南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