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听过王羲之召集的兰亭雅集，但历史上另一个重要的文人盛事——北宋时期的西园雅集知道的人可能不多。西园雅集为何闷在文史堆中，没有如兰亭雅集那般进入大众视野？

　　先来比较一下两个雅集的参与者阵容：兰亭雅集有王羲之、谢安、谢万等42人，西园雅集有苏东坡、苏辙、李公麟、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米芾、王诜等16人。

　　在兰亭雅集中，堪称文学艺术史上巨公、伟人的，只有王羲之。而在西园雅集中，不仅有苏氏兄弟，还有“苏门四学士”以及大艺术家李公麟、米芾、王诜，个个都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的大人物。

　　兰亭雅集之所以影响广泛，首先得之于王羲之的那篇文章、书法皆一流的《兰亭集序》。尽管书法原迹早已失传，但一代代书法大家的摹写，使得那清雅俊逸、超凡脱俗的书法艺术得以长盛不衰。

　　有了书圣的笔墨，兰亭雅集自然就成了中国文人雅集中的不朽事件。同时，文章本身又是代代学子传诵的千古名篇，其闪烁的光亮不可能被时光的尘埃所湮没。

　　反观北宋这次阵容强大的雅集，相关的遗墨文字是有的，如李公麟绘制的《西园雅集图》、米芾题写的《西园雅集图记》，但一直存有争议。

　　有学者从多个方面质疑相关作品的真实性，得出“图、记”皆为后人托名的结论。其中的一个核心论据是“在明代之前，米芾的《西园雅集图记》，无论在他本人的文集抑或其他的文献记载中都不见提及”。

　　不过，也有观点提出，在岳珂开始整理米芾诗文之时，已经散失了有十分之九之多。况且“南渡而后，文献不足”，所以不能凭借南宋的典籍文献中没有收录，便质疑史实与图记的真实性。

　　还有令人生疑的是，米芾的《西园雅集图记》为何缺失了对活动时间的标注？我们都知道，《兰亭集序》首句便是“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而米芾的《西园雅集图记》，无论首尾都无时间标注，使得后人围绕雅集举行的时间，也争得唾沫横飞。

　　另外，整篇文字几乎都在介绍画中人物的形态，等同于该画构图的说明书，导致行文支离沉滞，缺少气韵贯通的淋漓和洒脱，似非米芾文章之水准，而更像是普通文人的笔墨。其中，在对人物衣着的描写文字上，“幅巾”一词出现了五次，也有违为文之道。

　　西园雅集的“图、记”呈现较晚，又始终伴随学界争议，也许是这一雅集盛事未能进入大众文化视野的因素之一。

　　还有一个影响传播力的因素，也许与雅集的召集人、场所、时代氛围有关。

　　文人雅集的源头很早，在《诗经》中就有记载，只是能够为大众称道广泛流布的无几。在西园雅集之前，名气最大的当然是兰亭雅集。这一雅集几乎成为中国古代文人精神高蹈、超越功利乃至悟透生死的标志性符号。

　　兰亭雅集的召集人是弃官归隐的会稽内史王羲之，参与人数众多。诗与酒是这一雅集的主要形态，背映叠翠峰峦、修竹茂林，又惠风拂面、春阳和煦、酒香袅袅。文士环绕曲水席地而坐，酒杯随溪水漂移，停在谁的面前，谁就得吟诗饮酒，否则就会加倍罚酒……

　　在这样一种醉眼蒙眬、文思泉涌的状态下，可以想象大家的心态是极度放松的。除了风雅，没有更多的心理包袱。翰墨飞扬之下，就登上了中国书法艺术和文采风流的高峰。

　　相较而言，北宋文人的西园雅集要压抑、拘谨得多。西园者，驸马都尉王诜的私家宅院也，雅集的召集人亦当为王诜。这就不可避免成为一件政治上高度敏感的事。

　　按照宋代礼制，公主及驸马接见宾客须特许方可，所谓“家有宾客之禁，无由与士人相亲闻”。在“乌台诗案”中，王诜被“勒停两官”、贬放外地，就是因为他与苏东坡有私交，并为其印制诗集、泄露拘捕信息等，违反了内禁。

　　由于西园雅集在政治上的敏感性，参与者很难进入“兰亭修禊”那般阳光、洒脱的精神状态。人数众多，车马辚辚，谁能确保不会走漏风声，被监官弹劾，被政治对手密告？

　　应该说，北宋时期的文人，包括范仲淹、王安石、苏东坡、司马光在内，虽然创造了忧乐天下的士大夫精神标高，但其整体生命状态并不洒脱、快乐，想效仿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更是不可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