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上书宋仁宗，洋洋洒洒写了一篇长达万字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揭开了变法序幕。“王安石变法”中有一项“保马法”，其用意是以民力养马，结果政府却把负担转嫁到无权无势的百姓身上，变成了扰民之政。实际上，“保马法”并不始于王安石，整个宋朝一直都在努力解决养马问题，宋真宗时期的宰相向敏中，也曾提议把国马（国家的马，一般用于战时）散于民间外厩，这一设想最终在河北地区进行了试验。

为何养马这件事对于宋朝这样重要呢？

　　中原家马从哪里来

　　家马指一种被驯化的马，可以用于耕田、运输、比赛、打仗等。生物学家曾在距今至少3650万年前的“始新世”地层中，发现了山东中华原马等最古老的中国马化石。不过这些史前时期的马化石属于野马，直到商代晚期家马才开始普遍在中原文明的遗址中出现，像河南安阳的殷墟遗址就有不少车马坑。虽然马这种动物很早就在中原出现，家马却并非最早来自中原。

　　一部分考古学家支持马在公元前6000—5000年的乌克兰被驯化成了家马，另一部分人认为家马最早出现于哈萨克斯坦的柏台地区。无论如何，我国中原地区的家马常被认为是从西方传入，欧亚草原就是这一文明的传送带。

　　家马从中亚进入中原地区有两条重要通道，一是通过甘青地区，经河西走廊到达中亚沙漠的“绿洲之路”，这段路也是中西交通上的“丝绸之路”。第二，由于游牧民族的流动性很强，北方蒙古马和中原之间的联系也很紧密。因此，家马传入中原的路径大略有两条，一条自西向东，经新疆从甘青进入中原，另一条则是从蒙古高原南下。

　　历代中国战马的引进，也是中原和游牧民族的互动过程，中原常见的“大宛马”“乌孙马”“蒙古马”等品种，就是通过战争或商贸互市流入的。大宛马就是传闻中的汗血宝马。汉朝曾经从西域获得一种骏马，名为“汗血马”，汉武帝为向大宛国求取这种宝马，不惜发动多次战争，因此“汉宛之战”又叫“汗血马之战”或“天马之战”。汉武帝身边的谋臣东方朔在《神异经》里说这种马来自大宛，高大雄健、日行千里，跑到正午时分身上会渗出如血一样的汗水，令人啧啧称奇。而科学研究认为，汗血马其实是得了由马副丝虫寄生引起的“切肤病”。

　　乌孙位于现在的新疆昭苏县，乌孙马是伊犁马的前身，是中亚哈萨克马的一种，其短跑能力要优于蒙古马。蒙古马则在蒙古征服欧亚大陆的战争中起到了很大作用。蒙古马相对其他马种体型比较矮小，但长跑速度以及耐力并不输于别的马，成吉思汗征战南北时，所骑战马都是蒙古马，号称“弓马之利取天下”。家马出现后，战马对于一个王朝军事实力的提升尤其重要。

　　强大的王朝必有一支强大的骑兵

　　中国的第一个大一统帝国秦王朝，在远古时期还只是一个和西戎接壤的小部落。然而，这么个不起眼的小部落却非常擅长驯马、驾车，从虞舜到商周，他们多次向中央王朝提供马匹，以御马为生，甚至连“嬴”这个姓氏也是因养马而得之。《史记·秦本纪》记载了周孝王的一段话：“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后来这个养马部落又获得“秦”的封号，是为秦朝名称的由来。

　　最早战场上的马是以车阵的形式出现，秦国在统一六国时曾一次战役出动了3000辆战车，是绝对实力的体现。这种作战形式虽对敌军有碾压式的伤害，但灵活度却不够。相对而言，大约在战国时期出现的骑兵，则大大增强了军队的灵活性和突击能力。

　　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脑子很灵活，在赵国东有齐、中山，北有燕、东胡，西有楼烦，并与秦、韩接壤这样的危局之下，他看到了骑兵的优势，决心效仿“胡服骑射”。不到一年时间，赵武灵王就训练了一支十分强大的骑兵队伍，第二年便率领队伍打败了中山国，不久又收服了楼烦、林胡，将国土扩大了数倍。

　　明代著名思想家王夫之说“国以马为强弱”，认为汉、唐两朝之所以强盛，就是因为畜马业的发达。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李广奉命征战匈奴，不巧中途碰上了匈奴的左贤王及其麾下4万骑兵。这位匈奴畏惧多年的“飞将军”，面对乌压压的匈奴铁骑之时，几乎身陷绝境。穷途末路只能背水一战，最终汉军几乎全军覆没，直到张骞的部队赶到，才扭转了被剿灭的命运。自此匈奴铁骑的阴影也一直萦绕着汉武帝，这位拥有雄才大略的帝王便在选马、铸甲方面花了不少心思，因而才有对大宛马不惜代价的寻索，后来才有了汉帝国的铁骑雄兵。

　　利用西汉开拓的通往西域之路，唐朝和西域各地的交流互动也更加频繁、顺畅，借此培养了一支当时世界上最强的骑兵。从唐高祖开始，就不断努力改良马的品种，唐太宗设立专门的养马机构，饲养战马的人其地位也提高不少，孙悟空眼里的“弼马温”这种小官在当时还是很有职业吸引力的。

　　中唐以来，因失去河西之地而失去军马来源的困境一直延续到了宋朝，这是王安石提出“保马法”，让民户自愿承担养马责任的原因之一。宋神宗时期，北宋国马还能有个10万匹，而到了宋徽宗时期，国马只有寥寥1800匹，军中无马可用，宋朝对周边政权的作战屡战屡败。

　　到了南宋，朝廷养马的成效实在不佳，扬州马监养出来的马，常被认为“壮不如驴”，根本无法作战马。其中一个原因是马种的纯度不佳。养马民族都很重视马种的纯度，一般不会让它们进行杂交，而中原许多良马都是从游牧民族引进，和中原马进行杂交后往往第一代还能保持优良特性，之后就是一代不如一代了。加上宋朝中原肥沃的养马地也被他人占领，既没有好的种马，也无法进行可持续的培育和饲养，想建成一支强盛的骑兵基本不太可能。

　　和宋朝不同，明朝在东自大宁（今赤峰地区）、西至守夏地区有肥沃的牧马地，并在万历三年（1575年）明令每年和蒙古等互市交易3万多匹马，组建了强悍的三大铁骑部队。其中在袁崇焕指挥下的关宁铁骑更是大杀四方，尽管没能挽救大明颓势，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续命作用。

　　马与人的感情

　　驯化后的家马，不仅可以运输、耕地，其更大作用是成为战马，组建强大的骑兵对抗外敌。此外战马因和主人长期作战，生死相依，人马之间也常产生浓厚的情谊。刘备坐骑“的卢”奔跑起来迅如闪电，在后有追兵情况下拼死一跃救了刘备。项羽的坐骑乌骓一生忠主，其四蹄皆白、通体乌黑，又称“踢雪乌骓”，在项羽自刎乌江边后，也随之跳江而亡。

　　马不仅走入战场，还走进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唐朝还是一个尤其迷恋马球的朝代，上至帝王，下至贵族、百姓都很热衷于这项运动。唐代大明宫设有多处球场，皇帝经常带着文武大臣、妃嫔在此比赛；甚至民间女子也会组织鞠球，只不过因马速太快，不太安全，所以从马鞠变成了驴鞠。

　　春秋时期的伯乐擅长相马，后来到达秦国，受到秦穆公的重视，推进了秦国的富国强兵计划，并写了《相马经》一书。后世以“伯乐相马”寓意擅长识别人才。而在历史上，马与人之间形成默契、彼此成全的感人故事，则一直流传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