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假期就要到了。清明，既蕴含着慎终追远的意义，又是一个亲近自然的节日，融哀思与生机于一体。北京作为明清两代的都城，有着怎样的清明节俗？

　　文丞相祠：祭祀先贤双泪垂

　　我们的清明之旅，从东城区府学胡同开始。明朝的顺天府学设在这条胡同里，因而得名。府学胡同63号，一座牌楼式大门上，“文丞相祠”四个大字熠熠发光。

　　这位文丞相便是那位“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在文天祥出生、求学、起兵、漂泊、牺牲的地方，大多建有纪念性的建筑。但府学胡同63号这一处却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这里是文天祥生命的终点站。

　　南宋祥兴元年（1278年）底，文天祥抗元兵败被俘，他被押解到大都，关在兵马司一个土牢中。文天祥曾描述这座土牢的阴暗逼仄：“余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广八尺，深可四寻，单扉低小，白间短窄，污下而幽暗。”他在这座土牢中被关押了三年，期间元朝不断派人或威逼或利诱文天祥投降，甚至元世祖忽必烈也加入了劝降行列，但他从来没有屈服。元朝至元十九年（1282年）初，忽必烈召见文天祥，文天祥傲然挺立，坚持不跪不拜，忽必烈希望他改变想法，归顺元朝，并许以中书宰相的高位，文天祥不为所动。忽必烈最后问他：“汝何所愿？”文天祥回答：“愿与一死足矣。”

　　次日，文天祥在柴市受刑，柴市大概在今府学胡同西口，文天祥向南最后一拜，慷慨赴死。文天祥的妻子从他的血衣中，搜到了一张纸条，是文天祥的绝笔书：“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文天祥忠勇报国的事迹，具有强烈的情感力量，对文天祥的纪念活动自其遇难之后延续不绝。明朝洪武九年（1376年），时任北平按察司副使刘崧奏请在文天祥被害处建祠纪念，这就是文丞相祠的由来。后来，明朝迁都北京，将对文天祥的祭祀列入到国家祀典，文丞相祠的地位因此得到提高，宣德二年（1427年），朝廷规定每年仲春、仲秋各一次，由顺天府官员到文丞相祠，以少牢之礼祭祀文天祥。这一年的祝文盛赞文天祥“卿昔宋臣，以身殉国。忠义大节，炳若日星”。

　　明清两代，不少外地读书人来北京都会拜谒文丞相祠，留下许多诗词文章，文天祥本就是一位读书人，他是白鹭洲学院的优秀毕业生，是诗文俱佳的状元，他将圣贤的教诲予以实践，最终付出生命的代价也不后悔。直至今天，每到清明前后，文丞相祠内仍有纪念活动，或是有组织的参观，或是自发的凭吊，或是复原古礼致祭，或是与东城区另外两座英烈祠于谦祠、袁崇焕祠举行联祭。

　　在对文天祥的纪念活动中，有朗诵《正气歌》的环节，这首诗是文天祥被关押在牢中两年多时所写的。终日囚禁在阴暗潮湿的牢房中的文天祥想起孟子的“浩然之气”，他说敌人有七气，他有一气，但他敢于“以一敌七”，因为自己的气是浩然之气，是天地之正气——“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高梁桥：惠风和畅踏青去

　　清明时节，春和景明，惠风和畅，满眼望去皆是新绿，海棠花开，杨柳依依，一池春水，鱼跃生波，这正是踏青的好时节。

　　中国人讲究山水相依，山无水则缺媚，水无山则少刚，踏青之处最好是有山有水。北京的河与湖比不得江南多而润，但也自有一番风采。明清时代北京人踏青，多选高梁桥和通惠河畔，这两处地方都靠近河道，虽然都在城外，但又离得不远，交通方便。

　　我们的清明之旅接下来到达的是高梁桥。高梁桥在今西直门外，明清时代是北京城通往西郊的必经之处。不过要讲高梁桥的由来，还得先说说桥下的长河。北京作为都城，最大的短板是水资源短缺。元朝定都北京后，水利专家郭守敬接下了整理北京水系的任务，这可不是一个容易完成的任务，他经过缜密调查制定了一个从昌平白浮泉引水的方案，这条线路收集沿线多股泉水和潜流，注入到今颐和园昆明湖中，再经长河连通今积水潭，水出积水潭，会在城中流一段，出城后再一路向东，注入北运河。郭守敬的方案，让大运河的船可以直接通到积水潭，积水潭一时出现货船云集、首尾相接的盛景。

　　长河上的高梁桥据说是在元朝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修建的，今天我们看到的古桥，其位置已不是旧时位置。明清时代，高梁桥是清明时节北京人踏青的首选之地，明代记录北京风俗的《帝京景物略》说，清明“是日簪柳，游高梁桥，曰‘踏青’。多四方客未归者，祭扫日感念出游”。

　　明人朱茂瑞有一首《清明日过高梁桥》：“高梁河水碧湾环，半入春城半绕山。风柳易斜摇酒幔，岸花不断接禅关。看场压处掉都卢，走马跳丸何事无？那得丹青寻好手，清明别写上河图。”由这首诗可见，那时高梁桥一带有不少酒家、饭店，清明时节人们出来踏青，少不了要消费一番，除了欣赏春光，也可造访寺庙，还可骑马、看杂技，好不热闹。朱茂瑞感叹，此情此景，当有一位丹青圣手画下来，成就一幅北京高梁桥版的《清明上河图》。

　　可以想象，清明时节的高梁桥必是人声鼎沸、摩肩接踵，但也有人能在闹中取静。叱咤明代文坛的“公安三袁”中，有两位写过高梁桥游记，袁宏道在有一年的农历三月初一与友人游览了高梁桥。他说“当春盛时，城中士女云集，缙绅士大夫，非甚不暇，未有不一至其地者也”，既然别人都去踏青，他也与友人来到高梁桥。

　　在“山色微岚，水与堤平，丝管夹岸”的氛围中，他与友人席地而坐，品茶赏景，浪纹树影、鱼鸟飞沉、人物往来，皆在这景中，他们只是安静地看。有人见袁宏道与友人枯坐树下，不解其意，反而讥笑。袁宏道却以为他们辜负了山情水意，何乐之有。恰此时又路遇友人，他们结伴而行，去看梅花去了。

　　陶然亭：诗文唱酬好雅兴

　　古人为春天安排了许多节日，清明前后有寒食、上巳等节，这些节日处于竞争关系，最后胜出的是清明节，虽然寒食、上巳等节的身影逐渐淡去，但没有从人们的记忆中完全消失，它们的节俗也部分为清明吸收。东晋永和九年（343年）的上巳节，书圣王羲之与友人“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曲水流觞，吟诗作对，畅叙幽情，这也许只是一时之兴起，却留下上巳雅集之传统。由于上巳与清明在日期上实在离得太近，比如今年上巳是4月3日，清明是4月5日，两个节日化为一体，清明雅集也是习俗。

　　若要说到清朝北京文人雅集之地，“江亭”是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江亭之名，今人颇觉陌生，它的另一个名字陶然亭则为更多人知晓。我们的清明之旅就落脚于此。清朝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工部郎中江藻提调黑窑厂事务，黑窑厂的地名至今仍存，是城内一家烧制砖瓦的工厂。江藻在公务之余，常去附近的慈悲庵游赏，他见庵西有池，“多水草，极望清幽，无一点尘埃气”，十分喜欢，便在庵旁建起了一座小亭，从白居易的诗“更待菊黄家酿熟，共君一醉一陶然”中取“陶然”二字命名此亭，因是江藻所建，又称“江亭”。

　　陶然亭建好后，很快就成为文人雅集之所。清朝北京城分为北城与南城，北城主要居住满人，南城主要居住汉人，南城市井气息很浓。与此同时，南城也是会馆聚集之处，各地进京赶考的读书人，都会首先到家乡会馆打听消息，或暂居于此。他们的到来为南城增添了几分文气，士人相聚宜在环境清幽处，陶然亭是很好的选择。

　　嘉庆二年（1797年）的清明，著名学者洪亮吉与友人在陶然亭雅集，此聚的主要目的是送别友人吴锡麟回江南，大家各自携酒而至，分韵作诗。古人雅集必作诗，但不能随意作，得有一定的规矩，比如规定题目，规定诗中必有某个字或规定诗必押某韵。洪亮吉分到了郭韵，写成了一首诗，诗中描述清明时节陶然亭的风景“梨棠间桃杏，花暗一层阁。春蔬罗数十，所喜新意各”，但离别总是让人伤心，“泥饮苦不豪，停觞叹离索”。

　　陶然亭雅集在道光十六年（1836年）的暮春时节迎来了一次高潮。雅集的主持人是大臣黄爵滋，这次雅集共有四十八人参与，效仿兰亭故事，诗文唱酬，一卷《江亭展禊图》流传至今，照见当日众人的风采。黄爵滋与林则徐、龚自珍等人为友，在这次雅集两年后，黄爵滋向朝廷上书，力陈禁绝鸦片之必要性，林则徐对此极力赞同。

　　陶然亭雅集随着清朝的时局变化不可避免地衰落了，尽管雅集活动仍为数不少，但已不复往日的雅兴，愁绪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雅集诗文中，读书人在雅集时并非只知吟风弄月，也谈论时事，可是总也找不到可靠的出路。

　　1920年在陶然亭公园中的两场聚会预示了新的方向。这年1月，毛泽东等人在陶然亭商讨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之事，探求救国之计。这年8月，天津觉悟社等五家进步社团的成员代表相会在陶然亭讨论救国方向，作为觉悟社成员的周恩来与会，李大钊前来指导，“他鼓励大家要有一个共同的主义，好团结一致”。先进的中国人在这时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崭新的思想武器，一番改造中国的大事业已在酝酿之中。

　　今天陶然亭仍是清明踏青聚会的好去处，古典的诗意与革命的激情融会在此，天朗气清，人也神采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