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来，人民都遵守习惯，按着习惯来办事，进行各种活动，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除习惯为社会所共同遵守外，各种团体又有自己的规矩和准则。家族中有家规族规，规定了成员所应该做的和不应该做的事。违者由家长、族长处罚。各行各业都有行规(手工业、商店、行会等)，师傅可以责罚徒弟。僧道则受寺院清规戒律的约束。秘密社会都有规条，帮会头目有权责罚成员，甚至处死。各行各业都不愿政府过问，宁愿由自己来约束其成员，按照他们的规矩和习惯办事。可以说，习惯和各人民团体中的准则对人民的关系远较法律为重要。秘密社会(帮会)是非法组织，行踪诡密，更不肯与政府打交道。
　　人与人之间打交道自然避免不了发生冲突和争端。在一般情况之下，尽量争取在衙门以外解决，免得花钱，妨碍作业，采取调停、仲裁、和解的办法，家族成员之间的冲突，首先投告家长、族长，由他们调停，作出仲裁或判决。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家长族长了解族中情况，由他出面事情容易解决。法律赋予族长以处理权。《清律例》便明确规定族人如未立继身死，从族长依例议立。又规定妇人夫亡无子守志，合承夫分，须凭族长择昭穆相当之人继嗣。道光十年(1830年)下诏：“凡遇族姓大小事件均听族长、绅士判断。族众中如有不法匪徒，许该姓族长、绅士捆送州县审办。”
　　族长在族中的权威很高，是族法的执行者，他可以根据族规或自己的意志判断曲直，酌定处罚。他可以责令赔偿损失、服礼道歉、罚款、加以身体刑、在祠堂打板子、开除族籍、送官究办，有时甚至下令处死。家族以外的纠纷，通常由邻里、里老及地方绅士调停解决。元代规定，“诸论诉婚姻、家财、田宅、债负，若不系违法重事，并听社长以理谕解，免使妨废农务，烦扰官司。”明初有里老之制。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命有司择民间高年老人、公正可任事者理其乡之词讼，若户婚、田宅、斗殴者，则会里胥决之，事涉重者始白于官。若不由里老处分而径诉县官谓之越诉。当时邑里皆建立申明、旌善二亭，民有善恶则书之以示劝惩，凡户婚、田土、斗殴常事，里老于此判决。据《日知录》：“今亭宇多废，善恶不书，小事不由里老，辄越上司，狱讼之繁，皆由于此。”
　　——节选自瞿同祖《法律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历史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