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不足斋本《袁氏世范》书影

　　《颜氏家训》之亚
　　自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问世以来直到宋明时期，最受世人称道的家训名篇中，毫无疑问应该包括南宋袁采的《袁氏世范》。《四库全书》的编校者对《袁氏世范》给予高度评价，称其为“《颜氏家训》之亚”。
　　《袁氏世范》的作者袁采，字君载，今浙江衢州人。袁采的生平事迹不可详考，只知道隆兴元年（1163），他曾以会试第三名的成绩登进士第，担任过乐清等县县令，后官至监登闻鼓院（宋代的登闻鼓院是接受百姓陈情的机构）。他秉性刚正，为官廉明，颇有政声。时人赞其为“德足而行成，学博而文富”。袁采著有《政和杂志》和《县令小录》，并主修《乐清县志》十卷，但对世人影响最大的还是写于淳熙五年（1178）的《袁氏世范》。
　　宋代以前的家训，虽数量不少，但大多议论精微，意求“典正”，不以“流俗”为然。而袁采的这部家训却立意“训俗”，故而书成之后，他将其取名为《俗训》，明确表达了该书“厚人伦而美习俗”的宗旨。后来，袁采请他的同窗好友刘镇为自己的家训作序，刘镇将《俗训》改名为《袁氏世范》。
　　刘镇在序中谈到更改书名的原因时说，对袁采的这部书，他自己反复阅读、仔细体味达数月之久，深感“其言则精确而详尽，其意则敦厚而委曲，习而行之，诚可以为孝悌，为忠恕，为善良，而有士君子之行矣”。他认为这部家训不仅可以施之于乐清一县，而且可以“达诸四海”；不仅可以行之一时，而且可以“垂诸后世”，成为“世之范模”，因而更名为《袁氏世范》。
　　《睦亲》篇的齐家之道
　　《袁氏世范》共三卷，第一卷是《睦亲》，论及父子、兄弟、夫妇、妯娌、子侄等各种家庭关系的处理，具体分析了家人不和的原因、弊害，阐明了家人如何和睦相处的各种准则。
　　在《睦亲》篇中，袁采认为要从人们的不同性格、性情的分析入手，深入剖析造成家庭失和的根本原因，只有弄清家庭不睦的症结所在，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按他的解释，即使同一个家庭的成员，其禀性也是有很大差异的。假如做父亲的硬要儿子的禀性适合自己、做兄长的硬要弟弟的禀性适合自己，那么对方未必心甘情愿。这样“其性不可得而合，则其言行亦不可得而合，此父子兄弟不和之根源也。”况且临事之际，每个人各持己见，都想让对方服从自己，必然会发生争执。一次次争执的结果，就会使彼此不睦乃至“终身失欢”。
　　如何解决这个导致家人不和的根本问题？袁采提出了一系列措施：一是性不可以强合。为父兄和为子弟者，居家之道应该是尊重对方的人格和禀性，而不是要对方“同于己”“惟己之听”。二是善于反思自己。袁采提出为父兄者和为子弟者如果都能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处理双方的关系，待人如己，这样的家庭没有不睦之理。三是处家贵宽容忍让。袁采认为，自古以来人们的道德水平就有高低之分，家人之间也是如此，这就要求父子兄弟夫妇“宽怀处之”，互相忍让。
　　袁采在《睦亲》篇中还提出了许多调适家人关系的行为准则，这些在今天看来也是难能可贵的。比如，在父子关系上，他提出必须坚持两个基本原则：一是父慈子孝；二是父母爱子贵均。这两个方面，前人的家训中虽也曾论及，但袁采把道理讲得更入情入理、细致周到。他认为“为人父者能以他人之不肖子喻己子，为人子者能以他人之不贤父喻己父，则父慈而子愈孝，子孝而父益慈”，这样就“无偏胜之患也”。在父母对子女的憎爱方面，袁采以自己的经验，加上对当时民风的观察，作了十分精辟的论述。他认为做父母的往往偏爱幼小的子女，特别关心怜恤子女中的贫穷者，而做祖父母的则不同，他们偏爱的往往是长孙。这固然是人之常情，但弄不好会成为兄弟不和的原因。故而做长辈的一般情况下应对晚辈一视同仁，不可偏憎偏爱，否则“衣服饮食，言语动静，必厚于所爱而薄于所憎。见爱者意气日横，见憎者心不能平。积久之后，遂成深仇，所以爱之适所以害之也。”做父母的应该“均其所爱”，只有这样，家庭才能和睦。
　　《处己》篇的立世之规
　　《袁氏世范》的第二卷是《处己》，袁采在该篇对子弟立身处世的教诲中阐述了很多有价值的见解，对世人的自身修养提出了系统的忠告。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忠信笃敬，公平正直。袁采认为，忠信笃敬、公平正直是做人最重要的品德，但是他对忠信笃敬的解释与传统的解释很不相同，尤其是“忠”。他说：“盖财物交加，不损人而益己，患难之际，不妨人而利己，所谓忠也。有所许诺，纤毫必偿，有所期约，时刻不易，所谓信也。处事近厚，处心诚实，所谓笃也。礼貌卑下，言辞谦恭，所谓敬也。”
　　其二，富贵不骄，礼待乡曲。袁采认为如果本自贫寒而致“富厚”“通显”，不应“以此取优于乡曲”，即在乡亲们面前“摆谱”；若是因为继承父祖的遗产或沾父祖的光而成显贵，在乡亲面前耍威风，那更是可羞又可怜。尤其可贵的是，袁采批评了一些势利人的做法。这些人“不能一概礼待乡曲，而因人之富贵贫贱设为高下等级。见有资财有官职者，则礼恭而心敬。资财愈多，官职愈高，则恭敬又加焉。至视贫者贱者，则礼傲而心慢，曾不少顾恤。殊不知彼之富贵，非我之荣；彼之贫贱，非我之辱，何用高下分别如此？”
　　其三，谨慎交游，近善远恶。在社会交往方面，他要求子弟近君子而远小人，但不赞成有的人家为防子弟从事“酒色博弈之事”而“绝其交游”的做法，认为这样不仅会使子弟缺乏社会阅历，“朴野蠢鄙”，而且一旦“禁防一弛，情窦顿开，如火燎原，不可扑灭”，会干出更大的错事。因此袁采建议对子弟要“谨其交游，虽不肖之事，习闻既熟，自能识破，必知愧而不为。”这种积极疏导而不是消极防备的方法，可以不断增强年幼子弟对不良行为的抵抗能力，在今天看来是符合教育学、心理学原理的。
　　其四，严己宽人，过必思改。严于责己、宽以待人是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传统。袁采认为“勉人为善，谏人为恶，固是美事，先须自省”，只有正己才能正人。人不能无过，但过必思改，同时要宽厚为怀，以直报怨，不要计较人情的厚薄。若“处己接物，常怀慢心、伪心、妒心、疑心者，皆自取轻辱于人，盛德君子所不为也”。他还告诫子弟要见得思义，以礼制欲。
　　其五，处事无愧心，悔心必为善。这是袁采对道德修养最高境界的见解，他说：“今人有为不善之事，幸其人之不见不闻，安然自肆，无所畏忌。殊不知人之耳目可掩，神之聪明不可掩。凡吾之处事，心以为可，心以为是，人虽不知，神已知之矣；吾之处事，心以为不可，心以为非，人虽不知，神已知之矣。”这种见解尽管是唯心主义的，但却以朴素的语言，通俗地阐释了儒家的“慎独”思想，因而更能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接着，袁采进一步表述了活到老修身到老的思想，这就是常具“悔心”，不断反省自己，长善救失。他指出：“人之处事，能常悔往事之非，常悔前言之失，常悔往年之未有知识，其贤德之进，所谓长日加益而人不自知也。古人谓‘行年六十而知五十九之非’者，可不勉哉！”
　　其六，习业治生，自立于世。在《睦亲》篇中，袁采就从父辈对子弟关爱的角度，告诫家长特别是富贵之家的家长，应让子弟从事一定的正当职业，这样可使贫家子弟避免饥寒，富家子弟免于染上酒色博弈等恶习。《处己》篇中，他又对子弟应该从事的正当职业给予了具体的指导。袁采认为，士大夫子弟首选的职业当是读书习儒，这样上可以取科第、致富贵，次可以开门教授生徒。即使不能习进士业者，还可以事笔札、代笺简、为童蒙师。“如不能为儒，则巫、医、僧、道、农圃、商贾、伎术，凡可以养生而不至于辱先者，皆可为也。”袁采将过去被人瞧不起的职业作为子弟可以选择的职业，的确是择业观上的一大进步。
　　《袁氏世范》第三篇是《治家》，基本上是持家兴业的经验之谈，从宅基择选、房屋起造、防火拒盗、管理仓米，到厚待佃户、纳税应捐、修桥补路、植种桑果等等，范围非常之广，要求极其具体，限于篇幅，本文从略。
　　《袁氏世范》对后世的影响
　　《袁氏世范》不仅语言质朴通俗，规范便于操作，而且具有可贵的社会教化责任心和开明的民主意识。
　　以前的家训基本上是为训诲自己的家人子弟而作，袁采的家训不仅如此，还为了端正民风、官风和社风。正如他在后记中所说，他希望世人读了此书后能有所收获，减少纷争、诉讼及犯罪行为，使世风“醇厚”。他说：“人或好恶不同，互是迭非，必有一二契其心者，庶几息争省刑。俗还醇厚，圣人复起，不吾废也。”他把“田夫野老、幽闺妇女”作为写作对象，细心启诱，反复训诫。写这部家训时，袁采只是一个小小的县令，但他却能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撰著并刊行此书，立志训俗。
　　与同时代人相比，袁采具有较为开明的民主意识。袁采在《睦亲》篇中认为家庭和睦的根本问题是解决父兄与子弟之间的关系。双方应当交流、理解与适应。做父辈的要尊重子弟的人格和个性，同时要“各能反思”，从对方的立场考虑问题。虽然他也认为“子之于父，弟之于兄，犹卒伍之于将帅”，但他不像司马光的《居家杂仪》等家训那样特别强调子弟对父兄的绝对顺从，强调惩罚措施，实际上《袁氏世范》几乎没有提到过暴力的惩治。他对于为人父兄的要求与为人子弟的要求基本上是平等的，这种教育就易于为人们所接受。
　　被誉为“《颜氏家训》之亚”的《袁氏世范》，由于其鲜明独到的见解，奠定了它在中国古代家训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尽管属于广义家训）。袁采的许多家庭教育、家政管理和社会教化的思想，对后世家训的演进具有重要的意义；他以训俗为己任的社会使命意识拓展了家训的功能，对开明的知识分子利用家训这一形式轨物范世、实现自己的道德理想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他的“性不可以强合”的科学认识，磨炼疏导而不是一味防禁等教化方法，特别是爱惜物命、推人及物的生命伦理思想，不仅对古代家训教化的发展，而且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演化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