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是一个凝聚着浓烈的民族情感的地方。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曾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自从敦煌藏经洞被发现后，先有英国人斯坦因，继之有法国人伯希和、日本人橘瑞超、俄国人奥登堡等将海量敦煌文书运出中国，这岂不是吾国学术之伤心史？然而，1930年代却有一位在法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因为一次偶然的际遇而将毕生的精力投入到研究与保护敦煌石窟中，他就是被称为“敦煌的守护神”的常书鸿先生。
　　常书鸿1904年出生于浙江杭州，1927年赴法国留学，1933年进入享誉世界的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学习。1935年的一天，常书鸿参观卢浮宫后，漫步到塞纳河畔的旧书摊，他本想找一些卢浮宫展示的美术杰作的图录，却不曾想到与伯希和出版的《敦煌图录》相遇。常书鸿日后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爱不释手地翻着、看着那二三百幅壁画的照片及各种藏文和蒙文的题字。这是多么新奇的发现呀！”他沉迷在敦煌壁画的世界中，不知不觉旧书摊已经打烊了。
　　这次偶然的际遇让言必称希腊与罗马的常书鸿反思自己对祖国文化遗产的虚无主义态度。他决心离开巴黎，回到中国，去到他心中神往的敦煌。1936年，常书鸿携妻子回国，由于日寇入侵，常书鸿始终未能到敦煌看看。直到1942年，国民政府指令教育部筹备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担任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在没有充裕资金的支持下，常书鸿决定在重庆办画展卖画筹集经费。
　　1943年3月，常书鸿一行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了敦煌。来不及拂去身上的尘土，常书鸿迫不及待地进行了他生平第一次对莫高窟的“巡礼”。只是“巡礼”过后，常书鸿仍要面对敦煌艰苦寂寞的环境和研究所初创的种种困难。在敦煌，他遭遇了妻子的出走，后来她登报与常书鸿解除婚姻关系，这固然使常书鸿感到痛苦，但更令其痛苦的是1945年教育部宣布撤销敦煌艺术研究所。面对这个打击，常书鸿下定决心坚守在敦煌，想方设法维系研究与保护敦煌石窟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常书鸿仍长期在敦煌工作，直到1982年全家才搬往北京。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常书鸿这样曲折的经历，但在面对传统文化遗产时，我们却应有常书鸿那样尊重与保护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