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元937 年泰兴建县前，勤劳勇敢的泰兴人民，已经在这片广褒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并产生了厚德载物孝义家风的“土著文化”。
　　这一以孝义为核心，以顾昕为代表的文化传统，流传千年，影响深远，值得我们加以研究、传承和发扬。
　　《宋史》卷四五六记载；“顾忻，泰州泰兴人。十岁丧父，以母病，荤辛不入口者十载。鸡初鸣，具冠带率妻子诣母之室，问其所欲，如此五十年，未尝离母左右。母老，目不能视物，忻日夜号泣祈天，刺血写佛经数卷。母目忽明，烛下能缝纫。九十余无疾而终。”
　　光绪《泰兴县志》卷二十记载；“顾昕，一名忻，先世吴郡人，陈黄门侍郎野王，其十世祖也，大父文龙，以画名。”
　　从上述记载不难看出，顾昕是吴郡望族顾氏之后。
　　吴郡顾氏是江东世家大族的代表。陈琳《檄吴将校部曲文》有言：“丞相(指曹操)深惟江东旧德名臣，多在载籍。近魏叔英秀出高崎，著名海内；……及吴诸顾、陆旧族长者，世有高位，当报汉德，显祖扬名。”(梁·萧统编《文选》卷四四)吕向注曰：“言顾、陆并吴之著姓。”西晋左思之《吴都斌》也说：“其居则高门鼎贵，魁岸豪杰。虞、魏之昆，顾、陆之裔。歧嶷继体，老成弈世。……冠盖云荫，闾阎阗噎。”可见顾、陆二姓皆为吴地“旧族”，“世有高位”，具有深厚的家族文化传统。
　　《世说新语·赏誉》：“吴四姓，旧目云：‘张文、朱武、陆忠、顾厚。’”这里以“厚”来概括顾氏门风，颇合其基本精神特征。所谓“厚”者，一般可以依字面理解为敦厚、忠厚，强调该家族重“德义”，俗言“厚道”，正是如此。《周易》之上经《坤》(卦二)明言：“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便为我们理解顾氏之所谓“厚”，提供了坚实的经典依据：“厚”者，“厚德”也。确实，作为江东儒学大族的代表，顾氏表现出了深厚的儒学文化的传统。
　　据考，吴郡陆氏是西汉前期由北方迁吴郡的，吴郡朱氏是西汉末由下邳南迁的，而吴郡张氏的始迁祖是张良的七世孙，所以，自张良往下推七代，估计张氏迁吴郡当在西汉末年或在东汉初年。吴地“四姓”中，只有顾氏为汉代以前定居江东的土著。《世说新语·德行》“顾荣在洛阳”条注引《文士传》：“(顾)荣，字彦先，吴郡人。其先越王勾践之支庶，封于顾邑，子孙遂氏焉，世为吴著姓。”《元和姓纂》卷八“顾氏”条：“《顾氏谱》云：越王勾践七代孙闽君摇，汉封东瓯。摇别封其子为顾余侯，因氏焉。汉初居会稽。《风俗通》有上党都尉顾平。”又《新唐书》卷七四《宰相世系表四》：“顾氏出自己姓。顾伯，夏商侯国也，子孙以国为氏，初居会稽。”唐代许嵩《建康实录》卷五也说顾荣“吴人，世为南土著姓。”
　　吴郡顾氏大约自两汉之际已开始接受儒学熏习，其代表人物多有良好的儒学修养，顾氏子弟多表现出儒雅、忠厚的特征。之所以如此，这与顾氏家族对儒学思想资源的吸收与消化有关，也与其主要代表人物的个性品德有关。据正史所载，顾氏至迟在东汉已儒学化，《三国志》卷五二《顾雍传》注引《吴录》载：“雍曾祖父奉，字季鸿，颍川太守。”查《后汉书》卷七九《儒林传》，可知顾奉在东汉明、章之间曾受业于豫章大儒程曾：“程曾字秀升，豫章南昌人也。受业长安，习《严氏春秋》，积十余年，还家讲授。会稽顾奉等数百人常居门下。”程曾学识渊博，著书百余篇，“皆《五经》通难，又作《孟子章句》”等，顾奉随之学，当多有收获。又据《后汉书》卷三六，“奉后为颍川太守。”这表明顾氏代表人物至迟在东汉明帝、章帝、和帝之时，已走上了通经入仕的道路。这是汉代仕宦的正途，是土著豪强向儒学世族转变的必经环节。
　　除了正史的相关记载之外，吴地方志与顾氏家传也有类似的记载，可对此略作补充说明。如宋人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下“冢墓”条记载：“顾三老坟，在娄门外塘北，盖顾综坟也。综字文纬，吴人，辟有道，历御史大夫、尚书会、殿上三老。汉明帝袭三代之礼，正月上日践辟雍，严设几杖，乞言受诲焉。吴丞相雍，其裔孙也。综于《东汉书》无传，事见顾况所撰《庙庭碑铭》，云：‘刊石娄门，德辉不灭。’碑亡。”顾综与顾奉同族，并大致同时，以精悉儒家礼法显名，故汉明帝“袭三代之礼”，“乞言受诲焉”。由综之历任御史大夫、尚书令、殿上三老及其行事，显示出与“顾厚”之门风的内在联系。与顾奉一样，顾综提升了顾氏的地位，奠定了其吴地“旧族”的基础。《晋书》卷六八《顾荣传》称顾氏“为南土著姓”，并非虚言。
　　作为吴地著名的儒学世族，顾氏代表人物多践守儒家道德规范，颇有君子人格，显得庄严、稳重，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厚德门风。就其过程而言，此门风肇自汉代，至汉末、孙吴之世臻于完善。其杰出的代表人物当属孙吴时期的顾雍。顾雍在汉末曾与蔡邕等名士交往，有良好的声誉，据《三国志》卷五二《顾雍传》，蔡邕“曾避怨于吴，雍从学琴书”。蔡邕是汉末儒学名士的杰出代表，顾雍得其尝识，自然流誉士林，颇受重视。黄武四年(225 年)，孙权拜顾雍为吴王丞相。顾雍虽居首辅之位，掌中枢要权，但他始终兢兢业业，有如履薄冰之感。其长期临政，似无重大作为和显赫表现，但其稳健、厚重的处世从政之道，对孙吴政局影响很大。顾雍长子顾邵也有乃父之风，并将之发扬光大。史载；“邵字孝则，博览书传，好乐人伦。少与舅陆绩齐名，而陆逊、张敦、卜静等皆亚焉。自州郡庶几及四方人士，往来相见，或言议而去，或结厚而别，风声流闻，远近称之。”显然，顾邵已成为孙吴后进之士的杰出代表之一。孙权嫁以兄策女，并命为豫章郡守。
　　由于顾氏重视家教，其家风世代相沿。特别是两晋之际的顾荣，不仅绍继家族传统，而且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加以发扬光大，使之达到了一个新境界。顾荣是顾雍之曾孙，西晋时与陆机、陆云兄弟同入洛求仕，任职廷尉正。在当时复杂的权力争夺中，顾荣表现出了足够的理智和冷静，与顾雍相似，他既重“厚德”，又注意以谦抑自保。后来，顾荣寻机返归江东，以江东大族“首望”的身份，在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平息陈敏变乱，接引司马睿南渡，奠定了东晋“中兴”基业。
　　东晋南朝时期，顾和、顾众、顾恺之是其杰出代表。直到南朝末，顾野王少以文才显，“九岁能属文，尝制《日赋》，领军朱异见而奇之”(《陈书》)。顾野王即顾昕十世祖。据《陈书》卷三○《顾野王传》，野王父炟，“以儒术知名”，“野王幼好学。七岁，读《五经》，略知大旨。……年十二，随父之建安，撰《建安地记》二篇。长而遍观经史，精记嘿识，天文地理、蓍龟占侯、虫篆奇字，无所不通。梁大同四年，除太学博士。”野王七岁“读《五经》”，“长而遍观经史”，又其父亦“以儒术知名”，可见顾氏宗族内严格、系统之儒学传承。顾野王是一位渊博的学者，其治学内容主要集中在经史、文字、天文、地理诸方面。顾野王以经、史为业，“天文地理、蓍龟占侯、虫篆奇字，无所不通”，此乃汉儒名物训诂之学的继续；顾野王撰有《玉篇》30 卷，这是文字学著作；《舆地志》30 卷、《建安地记》2 篇等，这是有关地理的著作；《符瑞图》10 卷、《分野枢要》1 卷、《续洞冥记》1 卷、《玄象表》1 卷等，这是有关天文一类的著作；又有《通史要略》100 卷、《国史纪传》200 卷及《顾氏谱》10 卷等，这是历史类的著述。梁朝灭亡后，顾野王入陈，历任撰史学士、黄门侍郎、光禄卿。
　　顾昕的祖父顾文龙，因擅长作画而闻名于世。善画是顾氏家族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顾氏家族不仅在东晋时期出现了顾恺之这样杰出的画家，而且代不乏人，绍继前贤，据《历代名画记·历代能画人名》所载，刘宋朝顾氏善画者有顾宝光、顾骏之、顾景秀等，其中顾骏之在绘画艺术上相当严谨，同书《论画六法》云：“宋朝顾骏之，举结构高楼，以为画所，每登楼去梯，家人罕见。若时景融朗，然后含毫；天地阴渗，则不操笔。”顾野王也是一个绘画高手，顾野王曾与王褒同为梁宣城王宾客，“王甚爱其才。野王又好丹青，善图写，王于东府起斋，乃令野王画古贤，命王褒书赞，时人称为二绝。”
　　顾昕孝顺母亲，不是孤立的个人的行为，而是家族精神积淀的反映。象吴郡顾氏这样的儒学世族，其宗族内的儒学教育十分严格，孝义、礼法意识已渗透到家族成员的灵魂深处，成为一种潜意识。
　　早在东汉，顾氏便形成了严格的礼法传统。《吴郡志》卷一七“桥梁”记载：“百口桥，在长洲县东。东汉顾训，五世同居。族聚百口，衣食均等，尊卑有序。因其所居名其桥。俗传：子孙多不能辨架上之衣。岁朝会集，子孙悉坐，依次行酒。三岁以上者，并自知位次，不亏其礼。故俗又名试饮桥。”据查，唐陆广微《吴地记》、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等吴地方志均有大致相同的记载，再根据有关正史记述，互相参验，大体上是可信的。
　　《三国志》卷五二《顾雍传》注引《吴书》载顾雍族人顾悌事：“雍族人悌，字子通，以孝悌廉正闻于乡党。年十五为郡吏，除郎中，稍迁偏将军。……待妻有礼，常夜入晨出，希见其面。尝疾笃，妻出省之，悌命左右扶起，情帻加袭，起对，趣令妻还，其贞洁不渎如此。悌父向历四县令，年老致仕，悌每得父书，常洒扫，整衣服，更设几筵，舒书其上，拜跪读之，每句应诺，毕，复再拜。若父有疾耗之问至，则临书垂涕，声语哽咽。父以寿终，悌饮浆不入口五日。权为作布衣一袭，皆摩絮著之，强令悌释服。悌虽以公议自割，犹以不见父丧，常画壁作棺柩像，设神座于下，每对之哭泣，服未阕而卒。”《吴地记佚文》“顾家桥”条载：“顾悌，仕吴为虎头将军，父亡五日，绝浆而死，郡人为之造桥。”《吴郡志》也载此事。顾悌生活于汉末孙吴之世，是一位纯正的礼法之士。他对其妻之礼敬、对其父之孝悌，实在非常人所能及。这类人物出自顾氏，绝非偶然，与其家族浓郁的孝义风尚的熏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东晋以降，侨人南渡，玄风昌炽，江东礼法有所松弛，不过，作为底蕴深厚的儒学礼法世家，顾氏家族却始终坚守传统，其代表人物多为礼法之士。《晋书》卷八三《顾和传》载：“……迁尚书仆射，以母老固辞，诏书敕喻，特听暮出朝还，其见优遇如此。……顷之，母忧去职，居丧以孝闻。既练，卫将军褚裒上疏荐和，起为尚书令，遣散骑郎喻旨。和每见逼促，辄号啕恸绝，谓所亲曰：‘古人或有释其忧服以祗王命，盖以才足干时，故不得不体国徇义。吾在常日犹不如人，况今心中荒乱，将何以补于万分，祗足以示轻忘孝道，贻素冠之议耳。’帝又下诏……和表疏十余上，遂不起，服阕，然后视职。”顾和对“轻忘孝道”是很不满意的，其居丧守孝之作派，完全是一个严正的礼法之士。
　　《晋书》卷七六《顾众传》载：顾悌之孙顾众，“出后伯父，早终，事伯母以孝闻”。
　　南朝宋、齐间顾欢之孝义更为典型，《南齐书》卷五四本传载：“八岁，诵《孝经》、《诗》、《论》。及长，笃志好学。母年老，躬耕诵书，夜则燃糠自照。……母亡，水浆不入口六七日，庐于墓次，遂隐遁不仕。……欢早孤，每读《诗》至“哀哀父母”，辄执书恸泣，学者由是废《蓼莪篇》不复讲。”
　　顾欢之孝义可与顾悌相媲美。与顾欢大致同时，宋、齐间又有顾昌衍，也以孝义著名，《南史》卷七三《孝义传》载其事曰：“时又有顾昌衍、江柔之、江轲并以笃行知名。昌衍吴人，居丧几至灭性。王俭言之天子曰：‘昌衍既有至行，且张永之甥，宜居礼闱，以充郎署。’乃以为尚书库部郎。”顾昌衍“几至灭性”之苦孝，一依汉代传统。
　　又如齐、梁之际的顾协，孝义之风甚严，《梁书》卷三○本传载其事曰：“自丁艰忧，遂终身布衣蔬食。少时将娉舅息女，未成婚而协母亡，免丧后不复娶。至六十余，此女犹未他适，协义而迎之。晚虽判合，卒无胤嗣。”
　　以上事例表明，顾氏族人能行常人所不能行之孝义行为，这在当时的诸多世家大族中是非常突出的，显现出顾氏孝义传统之深厚。
　　顾昕死后葬于黄桥西寺桥外自己的住宅(原黄桥二中大门右侧)，世世代代，人们都称他为顾孝子。
　　一千多年过去了，顾孝子的故事仍在泰兴广为流传。顾氏家族厚德载物、孝义家风的土著文化教化并将继续影响一代又一代的泰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