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经此番裁抑磨炼，亦宜从‘畏慎’二字痛下功夫。畏天命，则于金陵之克复付诸可必不可必之数，不敢丝毫代天主张;且常觉我兄弟菲才薄德，不配成此大功。畏人言，则不敢稍拂舆论。畏训诫，则转以小惩为进德之基。
　　晚清“中兴”名臣曾国藩，出生于湖南湘乡的耕读之家。他二十八岁中进士，留在翰林院做最基本的文字工作，由于一直保持谨慎、勤勉的为人处世方式，曾国藩逐渐积累资历升迁为侍郎等高级官员。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发生后，曾国藩在湖南等地办团练时，显示出了极强的组织能力和勇毅果敢的决心。到咸丰年间，曾国藩的成就和地位达到高峰，他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受封一等毅勇侯，成为清朝晚期名副其实的宰相股肱之臣。此外，他在长期担任军政大员过程中培养、提拔的人才，如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曾国荃等都成为晚清内外交困政局中独当一面的大员。
　　曾国藩的成就，正是他日常生活中立德修身、心存敬畏、求仁习劳的结果。他通过家书、家训等形式，将这些作风传递给他的弟弟、子孙及整个家族，形成了独特的曾氏家风文化。
　　以身作则，坚持以修身立德为要务
　　曾国藩早年曾给自己订日课十二条，以主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等十二条规范约束自身日常行为。几年后，又作《五箴》作为座右铭，警醒自己，内容包括：立志、居敬、主静、谨言、有恒。
　　咸丰初年，由于各地农民起义和广西洪秀全起义发展迅速，朝廷用人紧缺，曾国藩担任了礼部、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名望甚高。各方大员往来参拜，应接不暇。但曾国藩坚持以读书、修身为要务，他将书房改称“绵绵穆穆之室”，并坚持写日记，称为《绵绵穆穆之室日记》，绵绵、穆穆二词都来自《大戴礼记》，表示坚持不懈、勤勉向学的意思。曾国藩说：“人之气质，由于天生，很难改变，唯读书则可以变其气质。”他还为自己订立八条日课：读书、静坐、属文、作字、办公、课子、对客、复信，作为敦促约束自己的纪律。从这八条日课的内容来看，作为一个在京高官，在繁杂的军政要务之余坚持读书、修身、立德，体现了曾国藩严谨而勤勉的作风。
　　曾国藩修身立德还体现在生活俭朴上。他在北京当官，丝毫没有京官的气派，吃的都以豆腐、腌菜、泡菜为主，且都是菜根，连曾氏家规中都有“女子每月做鞋一双，腌菜一坛”的内容。曾国藩当总督时，三弟曾国荃也当了巡抚，家中客人、子弟增多，房子不够住。他的九弟便新建了一屋，花了三千串钱。曾国藩得知后，写信责备九弟：“新屋搬进去容易搬出难，吾此生誓不住新屋!”此后，曾国藩终其一生都未入新屋一步。
　　深刻反思，始知“畏慎”之训诫
　　自咸丰三年起，曾国藩从一个饱读诗书的士大夫转变为一个亲自练兵的统兵大员。在咸丰五年、六年之间，曾国藩率领一部分湘军困在江西与太平军鏖战，而其主要将领罗泽南、塔齐布等人则率兵回到湖北围攻武汉，太平军战斗力极强，双方僵持久攻不下。他当时以一地方团练首领的身份协调几省的军政要务，在粮饷、人员的调配上，受到了地方上的多方掣肘和猜忌。加之在咸丰五年间，塔齐布久攻九江不下呕血身亡，而罗泽南则率主力被困武汉，湘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
　　在江西瑞州驻扎的曾国藩，痛感江西各级地方官对他的不信任和不配合，这个时候，他突然接到父亲病故的讣告。曾国藩遂决定离开军务，回乡守丧。他与弟弟曾国华一同离开江西，返回湖南。
　　咸丰七年，趁为父守丧的时机，曾国藩对此前几年的种种经历作了深刻的反思和总结。他在与兄弟的家书中写道：“余自经咸丰八年一番磨炼，始知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之训诫，始知自己本领平常之至。昔年之倔强，不免意气用事。近岁思于‘畏慎’二字之中养出一种刚气来，惜或作或辍，均做不到。”他说自己过去饱读诗书、刻苦修身，自负本领甚大，可曲可伸，可行可藏，眼里看到的都是别人的不是，总觉得自己意见最正确，最公正，别人都不如自己。但是，经过这几年来的艰苦局面以及与各级地方官员打交道的经验，才真正大悔大悟，“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几分是处。”
　　一改前态，从“畏慎”二字痛下功夫
　　纵观曾国藩一生，他二十八岁中进士，长期的诗书熏陶和刻苦自励，使得他初入仕在翰林院期间，对官场上的应酬和人际关系非常反感，总是喜欢独自相处，与人保持距离。这种性格以儒家士大夫的标准来看，属于值得倡导的刚直、不入流俗的道德品质。对在中央部门从事文职等工作来说，未尝没有益处。但一旦带兵打仗，一切人员、粮草、后勤事无巨细，则需要极强的协调能力与说服能力，才能将分散各地、利益不同的地方力量与人员凝聚在一起。
　　所以，在乡居期间经过思考，曾国藩对自己为人处世等方面有了大彻大悟的认识。他从自身出发，反省自己，认为各地大员有各地大员的想法，各地利益轻重缓急亦有不同，统帅的作用在于充分考虑各地的情形，协调不同的利益。正是有了这个认识，曾国藩的为人处世“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他一改前态，每到一处，总是先去拜访当地总督、巡抚等大员，充分尊重他们的意见，处理公务也变得“应酬周到，有信必复，公牍必于本日完毕。”
　　在日后与其弟的书信中，他总结说：“弟经此番裁抑磨炼，亦宜从‘畏慎’二字痛下功夫。畏天命，则于金陵之克复付诸可必不可必之数，不敢丝毫代天主张;且常觉我兄弟菲才薄德，不配成此大功。畏人言，则不敢稍拂舆论。畏训诫，则转以小惩为进德之基。”
　　从练兵以来，曾国藩开始认识到个人的成就受到多方面局限和制约，需要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个人的成就甚至有着非常偶然的机缘的成分，没有什么事情会一定按照某个设定必然发生。这个认识，在其日后处理军政要务中充分尊重各种意见，对事情心怀敬畏，最终取得巨大成就，起到了重大作用。
　　晚年六十岁、功成名就的曾国藩给儿子曾纪泽、曾纪鸿立了四条遗训，并要求他们把遗训悬挂在中堂，每日诵读、日日遵行，一代一代传下去，教导后世子孙。这就是著名的家训“日课四条”，即慎独则心安，主敬则身强，求仁则人悦，习劳则神钦。
　　曾国藩的家训对其家族影响十分深远。曾氏子孙恪遵先祖遗言，在外交、数学、教育、文学、医学等诸多领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据湖南曾国藩研究所有关专家介绍，曾国藩五兄弟至今已经绵延到第八代，有成就的达200多位。其中有数学家曾纪鸿，教育家曾约农、曾宝荪，翻译家曾宝葹，化学家曾昭抡，考古学家曾昭燏，以及著名社会活动家曾宪植等人，真正实现了曾氏“长盛不衰，代有人才”的愿望。

　　卜宪群点评
　　“德”字的内涵很丰富，对“德”的内涵我们应当深入挖掘。中华传统文化中，对什么是德，怎样修德，如何立德有丰富的认识。《说文解字》说：“德，升也。”德又训“登”，通“得”，都是指人应顺应规律而获得提升。“德”作为统治者或个人应当遵循的一种品格，大约开始于我国西周时期。此后，思想家、政治家不断赋予“德”各种内涵，敬畏和谨慎，便含于其中。
　　在西周思想家、政治家那里，敬畏和谨慎主要表现为敬天与保民的呼吁。到春秋战国之后，又逐渐演变为个人，尤其是从政者应当具有的品质。《易·系辞》说：“谦者，德之柄也”，《荀子·非十二子》说：“高上尊贵不以骄人，聪明圣知不以穷人，齐给速通不争先人，刚毅勇敢不以伤人;不知则问，不能则学，虽能必让，然后为德。”无论自己地位多么高、才智如何聪明、才思如何敏捷、能力如何强大，都要懂得谦让尊重他人。谦让尊重他人就是敬畏和谨慎的一种表现。相反，敬畏和谨慎又可以养成良好的品德。
　　纵观我国历史上有作为的政治家，无不将“畏慎”二字放在首位。做到了这二字，国盛而家兴，反之，则国破而家衰。曾国藩生长在时局艰难的清代中后期，又以汉人之身份而手握清政府重权，但他以此作为座右铭从政与治家，不仅终成一代名臣，也塑造了流传至今的良好家风，值得深思!（卜宪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