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死后，辛弃疾有祭奠朱熹的文字，称“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梁启超暮年著《辛稼轩年谱》，写至此四句而驻笔。邓先生曾说，“这几句竟成了梁任公的绝笔，实际上也就等于任公自己写就了挽辞”。邓先生自己在生命的最后时日，几次吟及这四句，这既可见中国古人以立言而垂名“不朽”的观念对他影响之深，用蒂立希(Paul Tillich)的话，也可以说这四句话构成了邓先生晚年个人的“终极关怀”。他85岁接受访问时说，“已经面临‘蹈火’之年，头脑和手眼都已不好使唤，因此终日焦躁不安，只想能把全副身心扑在这些工作上”，他晚年所以坚持重写王安石传及修改其他著作，为不能全身心从事于此而终日焦躁，都是为其学术名誉的传世久远负责。这种对著述的“高标准、严要求”，对于他而言，并非是单纯的学术“精益求精”，而是以中国文化中此种源远流长的“不朽”的终极关怀为基础的。这大概在许多老先生都是如此。
　　的确，他在宋史研究方面的贡献无疑是不朽的。事实上，他在宋史学界的地位早在40年代陈寅恪为《宋史职官志考正》的序中已为确立，“先生始终殚精竭智，以建立新宋学为务，不屑于假手功名之士，而能自致于不朽之域”，且已点出“不朽”二字。顾颉刚当时总结三四十年代宋史研究时也对邓先生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宋史》成于元末，最为芜杂，明清两代欲为之改作者极多，或其书未成，或已成而不餍人望。邓广铭先生年来取两宋各家类书，史乘，文集，笔记等，将《宋史》各志详校一遍，所费的力量不小，所成就亦极大。”(《当代中国史学》)在此之后，邓先生便成为公认的我国“宋史研究开山者和奠基者”(黄宽重语)，宋史学界皆尊之为“空前的权威，当代的泰斗”(徐规语)，能得到前辈史学大师和在世同行的如此赞许和推崇，足以昭示出，“自致于不朽之域”这句话对于邓先生，是众所公推而当之无愧的。

——节选自陈来《醉心北大精神的史家——邓广铭先生纪念集读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