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刚刚结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强调，中央政治局要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方面为全党作表率，做勇于自我革命的战士。要坚持实事求是，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勇于听取不同意见，及时改正错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不仅对下级要敢用，对同级特别是对上级也要敢用。不能职务越高就越说不得、碰不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要多用、常用、用够用好，使之成为一种习惯、一种自觉、一种责任。
　　四次检讨同一个问题
　　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突然天降大雨，电闪雷鸣，会议室也遭雷击，参加会议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被雷电击死。同时，一位农民的一头驴也被雷电击毙。事后，这位农民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保卫部门要把这件事当作反革命事件来追查，被毛泽东制止了，并说要想想我们做了什么错事引起了群众的反感。后来发现是由于征粮过多，农民负担太重而引起农民的意见。了解情况后，就很快纠正过来。几年以后，毛泽东一直记着此事。仅1945年4月至5月一个多月时间，毛泽东就趁中共七大召开的机会，从不同的角度，四次“检讨”了这个问题，用以自省并教育全党干部。
　　第一次是1945年4月20日，毛泽东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作说明，在讲到领导干部要乐于听“闲话”，以便从中发现和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时，他说：“1941年边区老百姓中有人说雷公咋不打死毛泽东，这就引起我的警觉，分析原因，发现是征粮太重了，于是就发展大生产运动。”
　　第二次是同年4月24日，在中共七大作口头政治报告时，毛泽东又为这件事讲了一段话。
　　第三次是1945年5月31日，在中共七大会上所作结论中，他说：我有个经验，即许多话就是从闲话中听到的。例如说，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当时我听到这个话是很吃惊的。说这个话的时间是1941年，地方是边区，那年边区公粮征收20万石，还要运公盐6万驮，这一下把老百姓搞得相当苦，怨声载道，天怒人怨，这些事还不是毛泽东搞的?这就迫使我们研究财政经济问题，下决心搞大生产运动，1942年、1943年公粮减少了，这就解决了问题。
　　第四次是在同一个报告中，在讲到发展经济的重要性时，毛泽东又再次表示歉意：“说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我，我不怪说这个话的人，而怪我们自己征了20万石公粮，因此我们是有责任的。于是，我们就研究财政经济问题，只有从这方面才能解决问题，不然有一天雷公就真会打死我了。”
　　正是有了这样的正确态度，才有了革命胜利的一天。
　　“要随时准备挨骂”
　　1958年，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这样写道：
　　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
　　各级党委，特别是坚决站在中央正确路线方面的负责同志，要随时准备挨骂……
　　毛泽东在其他很多场合讲到汉高祖刘邦的时候这么说：
　　从前有个项羽，叫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个知识分子叫郦食其，去见刘邦。第一次报告，说是读书人，孔夫子这一派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这个郦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番，好，请。请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郦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心中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这时候，郦食其已经60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轻，所以自称长者。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此事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刘邦是封建时代被历史学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
　　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发表了有关民主集中制问题的讲话。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再次提到了汉高祖刘邦、西楚霸王项羽：
　　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哪有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我这是指的大事，不是指有了决议之后的日常工作。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尽可能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个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820-821页)
　　唐太宗李世民是个从谏如流的皇帝。毛泽东也很欣赏他这一点，在阅读《旧唐书》第72卷《李百药传》时，毛泽东在李百药上书给李世民的《封建论》一页上批注道：李世民的工作方法有四。
　　这四大工作方法便是：
　　退思进省，凝神动虑;不藉万古之英声，以存一时之茂实。
　　心切忧劳，迹绝游幸，每旦视朝，听受无倦。
　　罢朝之后，引进名臣，讨论是非，备尽肝膈。
　　高谈典籍，杂以文咏，间以玄言，乙夜忘疲。
　　直白地说，就是：退朝则反省自己的行为，考虑是否劳累了百姓;不希求留下万古的英名，只希望留存真正的成就。避免外出游玩，上朝时听取群臣意见不知疲倦，心中考虑大事，道德普及天下。下朝后和重臣们继续讨论是非，推心置腹，以诚相待。晚上和有才学之士论事，听取他们的闲话，高谈阔论，议论典籍，即便到了深夜也不知疲倦。
　　这四大工作方法与毛泽东提倡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上是一致的。
　　在反腐败问题上，毛泽东非常重视人民监督，扩大群众参与，注重公开揭露问题。他提出，扩大群众参与反腐败斗争，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就是公开批评。他认为，公开批评比私下批评更有力量，更有利于执政党保持自身肌体的健康，更有利于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1950年4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指出：
　　“我们的党已经领导着全国的政权，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很容易危害广大人民的利益，而由于政权领导者的地位，领导者威信的提高，就容易产生骄傲情绪，在党内党外拒绝批评，压制批评。”
　　为此中央决定：“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了确保这种公开批评不受压制并取得成效，还明确规定，“凡在报纸刊物上公布的批评，都由报纸刊物的记者和编辑负独立的责任。”
　　这一决定还指出：“只要报纸刊物确认这种批评在基本上是正确的，即令并未征求或并未征得被批评者的同意，仍然应当负责加以发表。”
　　“批评在报纸刊物发表后，如完全属实，被批评者应即在同一报纸刊物上声明接受并公布改正错误的结果。如有部分失实，被批评者应即在同一报纸刊物上作出实事求是的更正，而接受批评的正确部分。如被批评者拒绝表示态度，或对批评者加以打击，即应由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予以处理。上述情事触犯行政纪律和法律的部分，应由国家监察机关司法机关予以处理。”
　　这一决定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产生了热烈的反响，在报刊上进行公开批评蔚然成风。在刘青山、张子善因巨额贪污被处决的一个月前，一些党员群众就投书《人民日报》，批评河北省委、省政府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他们质问道：“刘、张小集团进行贪污行贿已有一年之久，而天津地委同志和李克才等亦不断有过检举、报告……河北省委为什么长期没有发现这件事情?”“像他们这样大规模地贪污、盗窃国家财物，在天津专区闹得风声很大，为什么河北省政府竟长期没有发觉?”
　　在党内外的公开批评下，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马国瑞、河北省政府主席杨秀峰分别代表省委、省政府在《人民日报》上作了公开检讨。1952年1月15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河北省委书记的妻子弓彤轩对自己接受刘青山、张子善礼物的错误的检讨。因检讨不彻底，中共保定市委办公室李春、谷雨投书《人民日报》，要求“弓彤轩应重新作检讨”。1952年2月6日《人民日报》为这封来信加编者按予以支持。
　　当时，这种公开批评虽然涉及高级别领导干部，但党内外并没有感到有什么特别和不妥之处，也没有给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负面影响，相反，倒给广大干部群众一种振奋、一股力量，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加信任党，拥护党的领导。鉴于这种实践效果，毛泽东在1953年进一步提出：“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从毛泽东倡导公开批评的实践中，能够深刻感受到，公开批评显示的是人民的力量、真理的力量，以及党的强大生命力和自信与睿智——一种更重要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