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级地方政权机构直接面对城镇和乡村，它既是县域内的决策、指挥、协调机关，又是国家方针政策的执行机关，起着承上启下、沟通条块、连接城乡的重要枢纽作用。县的长官对一个地方的风气影响很大。明代仪征县令姜埰在仪征任了十年县令(1631-1641年)，仪征百姓为他立生祠，明亡后清代仪征人继续为他立生祠，并多次修葺。
　　是不是因为姜埰的官后来当高了，影响力大了?我们来看史书的记载：姜埰，字如农，号敬亭山人、宣州老兵，山东莱阳人。与弟姜垓明亡后居吴下以遗民终。明崇祯四年(1631年)进士，初除密云县令，改知仪真县，有政绩，入为礼部主事，选授礼科给事中。以弹劾权贵，受廷杖入狱，谪戍宣城卫。北都先后为李自成军、清军所破，乃移家江南。南明弘光朝以原官用，鲁王又授以兵部右侍郎，皆不就。与弟姜垓流寓苏州。年七十，卒，遂其遗嘱葬宣城。可见姜埰一生都没有做大官。
　　“自嘉靖以来，当国者政以贿成，吏朘民膏以媚权贵，而继秉国者又务一切姑息之政，为逋负渊薮，以成兼并之私。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国匮民穷，病实在此”(张居正《答应天巡抚宋阳山论均粮足民》)。明朝中后期政治腐败，官员形成圈子文化。作为姜埰来说，独善其身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他在日记中记载其在仪征期间“十年不受干牍(礼物)”“日用米薪，悉照实价，不取民间一物”“客有以私请者，拒之”，他甚至自题馆壁曰“爱民如子，疾恶若雠”。而在明代官员的俸禄是很低的，“历代官吏俸禄之薄莫过于明朝”，官吏贪污则成了习以为常的政风。那么官员靠什么来养家糊口、保持衙门运转以及官场的迎来送往。俸禄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只有靠官场上通行的陋规，如过节费、保护费、粮盐茶等抽水，这块是大头，也是官员中饱私囊、升官发财的途径。姜埰非但没有接受作为潜规则的陋规，相反还取消了仪征盐商的江掣盐斤及封引，盐商获益很多。但是我们来看他过的是什么生活，按理说在仪征这么富庶的地方当官，应该是个肥差，但姜埰描述自己“家无环堵，官苦积薪，常恨奉二亲乏甘毳(美食)”。另外从钱澄之为姜埰元配董氏所写的墓志铭中也可以得到佐证“孺人操作自若，衣椎布(椎髻布衣)，浣洗洸洸然(很有力气)。以故如农十年饮水于江干称循吏，丈夫诚自爱，尤廪廪于闺箴矣”，其妻子也是不追求奢华，亲自干活，姜埰的清廉的风采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于其妻子(廪廪于闺箴)。但更可贵的是姜埰廉而不苛，从不薄幸于人，具有文人的高品节和胸怀。总督河道侍郎刘荣嗣主张开新河，待引黄河水入其中，波流汛急，沙随水下，遂淤浅不可以行舟。及漕舟将至，而骆马湖之溃决适平，舟人皆不愿由新河。因此他的对手利用这个事件进行政治斗争把他在崇祯八年(1635年)九月下狱，姜埰等地方官受牵连，一并降级待罪，有人就对姜埰说：你是主张用旧河的，刘荣嗣拒绝采纳，你怎么不向皇上说明呢，姜埰说，我上奏折，刘就更加遭殃了。他没有从个人的前途计，更没有落井下石。
　　明代官员一般三年一大考，一般在一个地方任期是三年就调任或升迁，而姜埰在仪征一干就是十年。十年中他的业绩密考总是最优，但他从不跑官要官。崇祯九年(1636年)要从扬州府选调县令一名担任乡试帘官，按照惯例是由上一年政绩最优的姜埰担任，但江都县令颜胤绍通过送礼当上了乡试帘官。不仅如此，他为确保当上，毫不顾及同科进士的情谊竟然还联名参了姜埰一本，说他没有如期完成催科(税收)，现在又因为河务降级，没有资格充任。姜埰在仪征采取许多惠民政策，减免了不少的赋税和徭役，但作为县令还要完成皇粮国税，他本人比较清廉，最后还是盐商感谢他的仁义，替他还上了上万两的修河银。就这件事也成了政治斗争的利器。尽管姜埰本人没有升官，但他没有后悔，一如既往为仪征的百姓当好父母官。
　　做个清官独善其身即可，但要做个能官就很难。明末大儒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就说：今之贪纵者，大抵皆才吏也。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贪官更容易出政绩，因为他们不按法办事，无知无畏，而廉官遵纪守法，有作为就不那么简单了。姜埰则认为我行的正，自会“公生明，廉生威”。他在明察暗访中得知仪征有一股恶势力危害百姓，对其头目董奇、董九功依法查处。其断案有理有据而且快速，大得民心。明末著名节臣袁继咸到仪征来微服私访后发现姜埰断案行事公道正派，两人遂为知己。姜埰处处依法办事，不徇情枉法。绍兴府有个人自恃为其座师倪元璐的姻亲，请托于姜埰，为一个死刑犯求情免死。但姜埰坚持“杀人者抵法”。姜埰在仪征十年间不为虚名，实实在在地为仪征人造福。姜埰把防御工作与发展生产结合起来，他对濠河进行疏浚，仪征城四周一千六百丈，宽十丈，深一丈，并在南门建吊桥，用于防敌和漕运。为防止敌人的骚扰，他还在胥浦桥建敌台，可以说做到未雨绸缪，他眼光长远，心中装的更多的是老百姓的安危。姜埰在仪征所做政绩还有很多，1641年他调任京城，临行之际，他不无感慨地说“计前后作令凡十年，盖宵旦彷徨，憔悴万状，似有自信处，故五十而齿危发秀(年高眉秀)者，令劳苦功故也”，崇祯帝御批“廉循久任”之语以示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