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著名律学家朱载堉在《山坡羊·钱是好汉》中写道：“世间人睁眼观见，论英雄钱是好汉。有了它诸般趁意，没了它寸步也难。拐子有钱，走歪步合款。哑巴有钱，打手势好看。”非常形象地描绘了明末社会风气之坏。然而，在湖南衡阳却有一个特殊的家庭，历十四世，家教严格，内外表亲交游邻里，都称道不已。王夫之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大家族里。

　　王夫之在《耐园家训跋》中曾回忆自己的经历：有时闲荡稍过，父亲不许见面，他则二三旬间都不敢声张，一定要是仲父牵引，长跪于庭前，听仲父反复责谕，讲述先祖遗训，泪流满面，然后才能得到几句温语相戒。

　　正是受益于这样的家教家风，王夫之在世风败坏的时代，更重视家教。他把齐家与治国紧紧联系起来。王夫之说，“齐家之教，要于老老、长长、恤孤，而可推此以教国矣”。一言以蔽之，就是“正己齐家而忧社稷”。

　　正己，从礼开始。王夫之说，作为父兄，不以谐臣媚子自居，就可免陷子弟于便佞善柔，这是敬。上对下以礼，下事上以礼。这便是正己。

　　王夫之“齐家之教”有三大要义。

　　第一，孝是万字之本。王夫之推崇父慈子孝，把孝当做是一切道德的基础，父母不仅要亲爱子女、抚养子女成人，还要对子女做到教育有方；子女不仅要赡养父母、对父母无违，还要敬亲尊老。

　　1643年，24岁的王夫之遇到一件大事，这一年张献忠陷衡州，到处钩索名流，有不顺从者，则投之湘水。王夫之的父亲王朝聘是地方名流，不幸被抓。王夫之的哥哥王介之打算单刀赴会，与父亲同死，被王夫之拦住说：“我有办法。”他用刀子将自己的脸划伤，并刺穿双腕，涂上毒药，让创口溃烂，然后只身去往张献忠军营，说：我哥已死，我成了废人，我爹也70多岁了，对你们没有用，请让我们父子相聚。张献忠被其凛然之气折服，只好释放了他们父子。王夫之的孝由此可见一斑。

　　王夫之对延泽十四世的慈孝家风引以为傲。其父王朝聘至性简靖，对王夫之兄弟耳提面命，一有违背常道之事，就正容不语。三兄弟不知所措。这时其母亲就会先探明其父的意图，然而告诫兄弟错在何处，最后还笑语宽慰他们。可见，这种严格的家教并非简单的粗暴批评，而是通过适当的交流，让孩子深刻认识错误并下决心纠正错误，既不挫伤孩子的自尊心，又能让孩子感觉到父母的慈爱。

　　王朝聘留滞燕邸，苦寒善病。王介之每想于此，无欢笑之容。有一年除夕，王介之悲吟“长安一片月”一诗，宛转欷歔，流涕被面。母亲有心痛病，一发病就十天半月不愈。王介之亦多病，但每天都服侍在床前，十多天不睡，常常两三天粒米不进。

　　有这样的父兄做榜样，怎会不保持父慈子孝的家风绵延不坠？正如王夫之所说：“父兄立德威以敬其子弟，子弟凛祗载以敬其父兄……可以嗣先，可以启后。”

　　第二，德是夫妇之义。家教家风靠夫妻共同扶持，父勤母助、夫妻同心，虽然贫穷但甘之如饴。王夫之父亲王朝聘宦学四方，家徒四壁；其母支盈补虚，煮药调食，晨起晏息，躬亲执事，秉力维持他的旅费。父母那种虽苦亦甜的生活给王夫之树立了榜样。

　　王夫之的儿子王敔曾回忆自己的母亲：“孺人通文词而不拈笔墨，体孱弱而躬亲釜臼，播迁与先子以节义共矢，栖迟与先子以薇蕨共甘。”郑孺人是王夫之的第二任妻子，曾与他一起颠沛流离，出生入死、历尽艰辛。夫妻一度幽困永福水砦，卧而绝食者四日。后来夫妻二人间道归楚，恰遇桂城失陷，淫雨六十日，无路可走。二人做好了同死的打算。郑孺人去世后王夫之悲痛不已，为她写了多首令人感佩垂泪的悼亡诗。

　　王夫之一家能顺利在明清鼎革之际度过乱世，并且还能在乱世中写下数百万字著述，成为与黑格尔并列的“中西方哲学的双子星座”，可以说“另一半”的支持功不可没。

　　第三，志是成人之基。王夫之对子侄的教育强调一个志字，要求他们为人洒脱恢弘，心地坦然；人格高尚，气度恢弘，胸襟开阔。在《示子侄书》中，他告诫后人，立志之初就要摆脱不良习气。习气熏陶人，不自觉地陷入其中而不拔。首先要坚定除陋习之志，养就恢弘之志。用这种态度读书，就能领略古人的意趣；这样立身，如同立于豪杰之地；这样事亲，就能涵养出大志；这样交友，就合乎道义。

　　有大志的人，对于钱财视如粪土。而对于社稷，则有忧患意识；对于百姓，有担当精神。王夫之本人就有“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的气节和胸怀，这对后代的影响绵延不息。

　　这种“齐家之教”，使得王夫之的后代卓尔不凡。其长子王攽“与弟齐名，著有《诗经释略》”；次子王敔“学问渊博，操履高洁，时艺尤有盛名”，系“楚南四家”之一，又有“楚南三王”之誉。到道光年间，王夫之七代孙王世全不忘先辈传统，为弘扬船山精神，于长沙汇刻王夫之遗著18种，名《船山遗书》。王夫之的思想和精神到晚清大放异彩，其后代出力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