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邓小平同志逝世二十周年。邓小平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青年时代是奠定一个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阶段，那么邓小平是如何度过青年时代的，让我们一起走进青年邓小平的生活世界吧。
　　从学生到中共党员的邓希贤
　　1904年，邓小平出生于四川广安县，得名邓先圣，读书时私塾先生为他改名邓希贤。邓家有一些田地和桑树，家境不能算是富裕，但可以支持邓小平及其弟弟读书。从出生到十六岁，作为家中长子的邓小平，用他自己的话说“都是过的很自由很丰富的生活——贵公子的生活”。1920年，邓小平考取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成为该校最小的赴法学生。
　　异国他乡的生活是艰难的。初识法国的新奇与浪漫之后，1921年初因华法教育会（1916年在巴黎创立，由中法学者共同发起，当时为邓小平等留法学生提供学费）财政亏空，停止为中国留法学生提供经费，邓小平和他的同学们经历了短短五个月的异国求学之路后即被迫放弃，开始了到处打工的艰辛生活。然而，当时的法国经济很不景气，没有技术也没有知识的中国留学生被迫成为“马老五”（法语中“散工”的发音为“马篓五”，这是学生们对自己的谑称），工资甚至不敷糊口之用，更不必谈回校学习了。邓小平四处打杂工，进过工厂，做过饭馆招待、搬运工、清洁工等，每天只吃两顿饭，面包加自来水。
　　1922年2月，邓小平进入哈金森橡胶厂做工。这时邓小平生活艰难，但思想却有了依靠。在哈金森工厂，受到王若飞、赵世炎等人的影响，邓小平开始阅读进步书刊，《新青年》第八、九卷及《社会主义讨论集》对他影响极大，他逐渐接受了革命思想。1923年6月，邓小平加入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边做工，一边干革命，邓小平的成长十分迅速，在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邓小平当过宣传干事，办过报纸，后来在周恩来领导下参加机关刊物《赤光》杂志的编辑，因工作认真出色，被同志们称为“油印博士”。
　　1924年7月，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邓小平当选为执行委员会书记局成员，根据规定，他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党员。1925年6月，数百名旅欧华人为支持“五卅运动”迫使驻法公使在援助国内反帝爱国运动的电报上签字。这一运动震惊了法国政府，数名党团员被捕。邓小平迎危而上，返回巴黎，领导党团工作，从此被法国警方监控。法国国家档案局现存当年法国警方监控活动的档案中可以频繁发现“邓希贤”的名字，其中一份1926年1月8日的搜查令详细记录了法国警方突击搜查三家旅馆的过程，留给他们的是大量的宣传材料，而邓小平等人已在前一日踏上了赶赴莫斯科的旅程。
　　党中央秘书长邓小平
　　1926年的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如饥似渴地学习着，有过实际斗争的体会，他在自传中这样写道：“我来俄的志愿，尤其是要来受铁的纪律的训练，共产主义的洗礼，使我的思想行动都成为一贯的共产主义化。”一年的马列主义理论和军事知识的学习使他受益匪浅。
　　1927年春，邓小平从莫斯科回国，在西安中山军事学校中担任政治处处长。国共第一次合作失败后，邓小平从西安撤退，于1927年6、7月间向中央报到，担任秘书工作。为了适应秘密工作的需要，他将名字由“邓希贤”改为“邓小平”。
　　在白色恐怖下的武汉，邓小平参与了“八七会议”的具体筹备：确定会场，选定临街通巷、房顶与邻屋阳台相连的房子；发出会议通知，嘱咐代表们分别从前后门进入；接待代表，准备饮食，为避免中暑，甚至每人发放一包人丹。在武汉最热的时候，邓小平在整天关着门窗、闷得像蒸笼的房间内呆了六天，最早进入、最后离开，确保了这次党的重要会议顺利召开。
　　1927年12月，在党中央机关迁往上海后不久，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在各种敌对势力笼罩下的上海，几乎每周都有共产党员被捕被杀，党的活动处于绝对秘密的状态，只有邓小平一人掌握着所有中央负责同志和各处中央秘密机关的地址。他还协助周恩来处理中央日常工作，负责文件、电报、交通、经费、会务等诸多工作。年仅二十四岁的邓小平，不惧危险，坚持革命理想，面对艰巨的工作，应付自如。
　　总政委邓斌
　　1929年夏，邓小平化名邓斌来到广西。他此行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对主持广西军政的俞作柏、李明瑞开展统战工作。抵达南宁后，邓小平以广西省政府秘书的身份开展工作，同时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负责广西党的工作。经过邓小平等人卓有成效的工作，广西教导总队和广西警备第四、第五大队中的多数官兵逐渐产生了革命的进步倾向，成为党掌握的军事力量。
　　这一年的10月，俞作柏、李明瑞二人不听中共的善意劝告，执意出兵反蒋，结果败阵而归。幸而邓小平、张云逸提前做好部署，带领广西教导总队和广西警备第四、第五大队从南宁撤离，不久部队到达了百色。在百色，邓小平等人着手筹划起义，他们尽力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发展工农运动，扩展和整顿军队，吸收党员，培训干部，革命事业如火如荼地开展着。12月11日，在中央指示下，百色起义顺利举行，红七军成立。
　　在此期间，邓小平奉命回上海汇报工作，沿途经过龙州，向在此地的李明瑞宣传革命思想，使他逐渐倾向革命，与此同时邓小平还为发动龙州起义做好了准备。1930年2月1日，龙州起义举行，红八军成立。邓小平虽然没有直接参加这两次起义，但直接领导、组织、策划、部署了这两次起义，并被任命为红七军、红八军的总政委，是当之无愧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领导者。
　　返回上海的邓小平汇报完公务后，还有一件喜事在等待着他。他的妻子张锡瑗正在医院中等待生产。可是，天不遂人愿，好不容易孩子出生了，张锡瑗却患上产褥热，因为当时医疗条件很差，张锡瑗不幸去世，不久出生的孩子也早夭了。短短几天内，邓小平遭遇了大喜大悲，妻女先后离去，这对他来说是多么沉重的悲伤。然而，革命工作需要他，广西的部队与同志们在等待他，来不及掩埋妻女的遗骸，邓小平就踏上了归途。途经香港时，邓小平拜托中央特科的工作人员帮忙料理妻女后事。
　　回到广西的邓小平，开展了一系列巩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工作。红七军、红八军后整编为红七军，这支军队离开根据地后，历经种种磨难，转战千里，在1931年夏与中央红军会师于中央苏区。
　　县委书记邓小平
　　1931年7月，邓小平前往中央苏区工作。抵达瑞金后，邓小平被推举为县委书记。在这里，邓小平主持选举了新的苏维埃政府领导机构，加强了基层苏维埃政权的建设；坚决实施毛泽东制定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方针政策。正是由于他的出色工作，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方面军改变部署，决定在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负责筹备大会，迎接代表、准备食宿、安排会场等，并在瑞金城内举行提灯晚会、祝贺大会等活动迷惑敌人，以防敌机轰炸会场。
　　1932年5月，邓小平调往革命基础较薄弱的会昌担任县委书记；6月，任中共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领导会昌、寻乌、安远三县的工作，把守中央苏区的南大门。邓小平在任内十分重视发展党员的工作，并且积极发展地方武装。除了军政事务外，邓小平在会昌地区大力发展经济，推行毛泽东的土地路线。他还两次发行公债；发展造纸、染布等手工业，开办小型兵工厂，出口钨矿；设立关税处和对外贸易处，取消苛捐杂税，统一重要物品的进出口；开展节省运动等。邓小平还注意发展当地的学校教育和群众文化。在邓小平的治理下，会昌地区的苏维埃建设成就显著，革命基础大为增强。
　　青年邓小平的经历是丰富的，十六岁留学海外，被迫在异国他乡艰苦做工，艰难之中加入革命组织，白色恐怖中负责繁杂事务，领导革命起义，创建军队，领导基层建设，正是这些弥足珍贵的经历才铸就了拥有崇高品德、博大胸怀、卓越胆识的一代伟人，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开启了中国发展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