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从家乡来，带来了客家乡音，也带来了村中乡情。她儿子带她来北京，与其说是旅游，不如说是来看我。她三十多年前来过，我们也有很多年没见过面了。

　　那天，她儿子儿媳去游长城，她说她去过不去了，留在家里与我闲聊。她大我三岁，八十二岁年纪，身体尚健，头脑清楚。儿时在番禺，她比我识事早，所记事情比我多。1959年我外出上学，其后的乡情，她又比我知道得多。

　　她最先想起父亲，说如果活到现在，该是一百一十多岁了。她说日本鬼子炸广州，我们逃到番禺。那时生活最苦，没有粮食，经常吃豇豆粥过日。鬼子刚投降那年，驻扎在一家糖厂的鬼子，常常别有用心地把一些剩饭放在门口，让没饭吃的当地人去拿要。我们有个邻居去要了，还鼓动我们也去。父亲冲我们说，“别去啊，鬼子的饭不能要！乞食三日过，有官唔（不）想做！” 此话像是劝世箴言，我不知，它是不是我父亲的发明。但我佩服姐姐，这话记得这样清楚。她说她永远不会忘记，她还常把这话讲给后辈听。就是要让他们知道，为人在世，什么事都要自己做，不要依赖别人。吃食也一样，你做了三天乞丐，吃人家现成的，人就变懒了，连官都懒得去做了。

　　当时母亲有病，没钱也没药，最后病死在那里，才二十八岁。记得那时，料理完丧事，正逢收割季节，父亲就带着我们姐弟，到农村去拾稻穗。他要用自己的双手找粮食，把稻穗晒干后舂成米，以此度饥荒。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自力更生。父亲不善表达，但简言善行，却让我们看出，他做人有骨气。

　　新中国成立前夕，我们回到故乡梅州大埔。几年后，姐姐结婚生子，先后养育五个孩子，让她赢得了荣誉，也饱受了艰难。她只读过三年书，小镇上的一个工人，却培养了四个大学生，很受人羡慕和称赞。姐姐中年丧夫，晚年丧子，经历坎坷。但她很坚强。回首往事，她只是叹了口气，“那些年真辛苦啊！”

　　从她断断续续的叙谈中，我听到了我们村里的许多情况，也听出了一个普通小村的坚强。小村历经贫困，又几经改变，顽强地生存着，发展着。

　　故乡名叫葵江口，是一个小村。我们县的明细地图上，它连个小点都没有。“大跃进”的第二年，我到外地上学时，它仅有十九户、九十八口人。姐姐说，它至今也只有二十户，人口比过去多，但大都外出深圳、广州谋生，留在村里只有六十多人，名副其实的小村。

　　我们都很怀念小村的文化。村里有个“老屋”（即祠堂），每逢除夕、元宵和七月十五“洗泥节”，每家都端来一盘供品——一只肥鸡、一块猪肉、几个水果和一壶糯米酒，一起祭拜祖宗。祭祖的习俗，代代相传，直至老屋老旧，毁于洪水。

　　老屋不存，祖宗不忘。姐姐记得，十多年前，有两位堂兄回乡，一位八十六岁，侨居越南西贡，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几乎每年都回家乡一次；另一位七十六岁，侨居美国，也是第三次回“唐山”了。他们的目的，就是扫墓祭祖。他们现在虽已作古，但对祖宗的虔诚之心，仍给我们留下很深印象。

　　村小人少，但民风古朴，敬祖也亲邻。往年，村里人宰猪，必把猪肠猪血炒咸菜，每家送一碗，让全村人共享。结婚生子，必做红糖汤圆（实心、无馅，家乡叫“惜圆”），用木桶装着，挨家分送，以表喜庆。“过番人”回家乡，也必带“番糖”，分送各家。连我等久别家乡者，回家时也得带点“等路”（赏给到路口等客者的糖果一类的礼物的别称），亲自送到各家，无一遗漏。

　　那年，堂兄堂嫂从美国一回到家，就把全村二十多位六十岁以上的老人请到家里来相聚，并送给每人一个红包。不分远近亲疏，不问姓郑姓黄，同村即亲，一视同仁。我们忆及此事，仍感很温馨。

　　小村不曾有过轰轰烈烈，却有过历史的点滴印痕。我们曾经拿着用硬纸壳制作的喇叭筒，进行客家山歌赛，宣传“土改”，唱到嗓子哑；也曾搞过锣鼓比赛和放鞭炮比赛，欢庆“土改”胜利；我们几个年轻人，还曾在这里苦练过舞狮功夫，到各家以至外村去参拜和表演；公社化时，老屋曾是公共食堂，乡亲曾经放开肚皮，吃过不要钱的钵子饭。

　　历史，从这里走过，村里人，经历过它的每段生活，深知其中的甘苦。

　　“现在家家都盖了新房，有八家还盖了三层高的楼房。本事大的还到镇上买房。你小时的朋友阿暖胡，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全在镇上买了房。原来被认为最困难的阿河，他的两个儿子，也都在镇上买了房。”

　　“村里人都烧了液化气，不再有人上山砍柴烧火做饭。电灯电话，早已不稀奇，有好几家还装上了电视锅。最近几年，连电话都不用了，很多人都用手机了。”

　　“一条水泥公路开到山里。有几个后生，先是开圩船、驾快艇，带来许多乘客，小村还是很热闹。公路开通后，阿塔哥的几个儿子，又先后改开拖拉机和汽车，载客运货，还组织汽车运输公司，每天跑广州、深圳。他的小儿子阿彪古，在县里还成了名人了。还有几个年轻人，跑到外地发展，有的在深圳做生意，也赚了一些钱。”

　　“现在村里人喜欢行善，捐钱做公益。”姐姐说，最近村里要建桥，她也捐了五百块钱，是为子孙积德，希望他们日后好运。

　　“村里人都和谐相处，大家相安，各做各的事情，没有什么矛盾，也没什么争执，很少有吵架的……”

　　姐姐的闲聊，远情近况，零零碎碎，时断时续，喝两口茶又说，无章无序，有一搭无一搭。姐姐来京十天，其中五六个下午，都在我家与我闲聊。我们聊天的时间，从来没有这么长。我脑子里，几乎装满了乡情，常让我惦记而又渐感陌生的小村，如今忽然又熟悉起来。影影绰绰的往事，浓缩着历史的一条轨迹，零零星星的改变，书写着时代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