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清壮何穷。十八日上阳台。太白。”

　　这幅字被世人称为《上阳台帖》，是诗仙李白唯一传世墨宝。

　　李白是古代伟大的诗人，似乎并不以书法家名世。

　　他是一个充满自信的人，“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与韩荆州书》）他对自己的文武之才、胆略见识，均以天下国士自许。

　　然而，他却从未提及自己的书法。他的朋友们似乎也没有称赞过他的书法。

　　《上阳台帖》是744年（天宝三年）李白游王屋山阳台观时所作，当时他还有一个旅伴，名叫杜甫。

　　正是在这一年的夏天，在大唐的东都洛阳，李白与杜甫偶然相遇了。

　　千年之后，闻一多先生依然为此激动不已，称其为“青天里太阳和月亮碰了头”，“我们四千年的历史里，除了孔子见老子，没有比这两人的会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纪念的。”

　　那时，李白是名扬天下的翰林学士，天子赐金还山，举世瞩目，杜甫只是一个穷书生，碰壁多年，潦倒不堪，但并不影响两人的知己之情。他们一起壮游梁宋齐鲁，“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饱览了中原大地的大好河山。

　　其中一座山就是王屋山。

　　李白在这座山上似乎有很多朋友，他写了不少诗送给他们，比如《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寄王屋山人孟大融》，然而这一次，他主要是想看一位二十年未见的故人——司马承祯。

　　司马承祯，晋朝宗室后裔，是唐代著名的道教宗师，曾多次被武则天接见。公元725年，25岁的李白离开蜀地，辞亲远游。当他经过江陵的时候，听说司马承祯恰好归乡途中路过此地，便去拜访。司马承祯当时已年逾八旬，他见李白器宇轩昂，谈吐不俗，大为欣赏，读其诗文之后，更是称赞太白“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

　　后来，正是司马承祯把李白推荐给了贺知章，贺称李白为“谪仙人”，从此李太白大名才名扬大唐……

　　江陵一别，再未重逢。司马承祯在王屋山建阳台观，隐居修道。弹指二十年过去了。

　　李白携手杜甫登临司马承祯隐居的王屋山，回首往事，不胜慨然。故人已驾鹤仙逝，此地空余司马修建的阳台观。漫步于此，看到墙壁上司马亲自画的山河风景，李白不禁索笔挥毫，写下“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清壮何穷。十八日上阳台。太白”。

　　他赞美老朋友的绘画技艺无比高超，可谓竖划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似乎白发童颜的老朋友依然在这深山之中闲居理气，拂觞鸣琴，披图幽对，坐究四荒。寥寥数语，并未流露出伤感的情绪，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位道家宗师。庄子说：“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不宜在故人故地过于悲伤。

　　第一个意识到李白的书法成就的是宋代黄庭坚。

　　黄庭坚偶然看到李白“写”的诗，不禁大为赞叹。他认为李白的书法跟他的诗歌一样，皆充满了无穷的想象力，可以引发人们无尽的遐思。

　　宋代虽有豁达洒脱的苏东坡高唱“大江东去”，有深情缠绵的柳三变低吟“晓风残月”，有气吞万里的辛弃疾长啸“沙场秋点兵”，然而却再也没有“骑鲸捞月”的李太白。

　　李白只能在盛唐出现，只有盛唐才能诞生李白这样伟大的诗人。余光中先生写诗说李白：“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可谓是神来之笔。

　　拘谨敏感的宋人在摩挲李白书法的时候，触摸的也不仅仅是带着酒意的墨迹，而是在感受盛唐宏大张扬的气息。

　　这幅《上阳台帖》，在北宋末年偶然流入宣和内府。宋徽宗赵佶用其瘦劲奇崛的“瘦金书”，兴奋地题签几个大字“唐李太白上阳台”。

　　宋徽宗题签的左侧有一方“子固”白文方印和“彝斋”篆书朱文方印，古朴而低调，这两方小印章的主人是赵孟坚。赵孟坚，南宋宗室，宋太祖赵匡胤十一世孙，字子固，号彝斋居士，浙江海盐人，精通书画。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是赵孟頫的堂兄，二人本来相交甚深，后来赵孟頫在元朝为官，他则隐居不仕，赵孟頫来拜，他闭门不纳，在家人苦劝下放他进来，赵孟頫告辞之后，便命焚烧其坐垫。

　　赵孟坚也爱收藏书法，曾得王羲之《兰亭帖》，朝夕不离身，一次夜间泛舟，归途风作舟覆，旁人来救他，他在水中高高举起《兰亭帖》呼喊：“兰亭在此，余不足惜也！”书痴之名，传遍江南。

　　赵孟坚的鉴赏印章盖得小心翼翼而又心境复杂。特别是当时元军已经围困襄阳数年，旦夕之间有城破之危机，整个江南又陷入风雨飘摇，历史会再度重演么？赵孟坚让自己的“子固”印章依偎着宋徽宗瘦骨嶙峋的字，望了望李太白的“非有老笔，清壮何穷”，陷入了沉思。

　　入元，《上阳台帖》辗转被张晏收藏，骑缝钤着的“燕山张氏”“张晏私印”便是其留下的痕迹。他是元世祖忽必烈幕府重臣张文谦之子，封魏国公，酷爱书法。

　　张晏说李白曾经说过“欧、虞、褚、陆真奴书”，即唐代书法名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人不过是“书奴”，自己的书法才是“流出于胸中”。这段文字不见诸于史册，不知张晏所据何典，然而说得甚是痛快，大有太白之豪气。他还写道：“尝遍观晋唐法帖，而忽展此书，不觉令人清爽。”这简直就把李白的书法，推崇到了超越“二王”的境界了，恐怕更多的是崇尚李白诗意的人生旨趣和旷达襟怀，并非单单讨论艺术水准之高低。

　　晚明的收藏大师项元汴也曾经拥有此帖，元汴字子京，号墨林居士，他专门建了天籁阁收藏字画。帖上的“子京珍秘”“项叔子”等诸多印记都是他留下的，其中一枚“檇李项氏世家宝玩”更是九叠文大印，彰显了他要世代珍藏此帖的决心。

　　“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乾隆御览之宝”“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养心殿鉴藏宝”等十余枚印章皆出自乾隆之手，他似乎也像项元汴一样，想永远把此宝传给爱新觉罗的子子孙孙。

　　民国时期，《上阳台帖》被携出宫外，辗转流传。1937年，抗战烽烟正急，张伯驹先生变卖家产，以六万银元的天价买下《上阳台帖》。1956年，张伯驹将《上阳台帖》赠送给毛泽东，主席钟爱唐代三李的诗（李白、李贺、李商隐），在给张伯驹回信致谢时表示，自己虽然喜欢，但他个人不能留存，国宝应当归国有，《上阳台帖》被送至故宫博物院。

　　千载辗转，连连绵绵，斯土斯宝，斯人斯情。我们今天得以看到国宝的神韵风采，更能透过氤氲斑驳看到文化血脉的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