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盲”一词，现在的年轻人不一定明白是什么意思。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扫盲可是一大运动，党和政府旨在通过简易教学的办法，让因为战争、贫困而没能上到学，读上书的普通民众走进扫盲班，学、识、写一定数量的文字，以扫除文盲。记得那时大队书记在扫盲动员会上说：我们不能当睁眼瞎子，要用心认字写字，至少要认得、会写自已的名字。要是能看个什么报纸、念呀写个什么书信，更好了！

于是，扁担大的“一”字都认不识的中青年农民临晚便进了生产队简陋的库房，在昏暗的油灯下识字、念字、写字。

我们队里的扫盲班，差不多是清一色的妇女。生产队会计兼教师，大队小学的几个老师成为全大队6个扫盲班的督导，骑着自行车到各教学点上巡查，有时也会在黑板上示范一些偏旁部首较多的字的识读写法等。

村庄浸没于夜色时，妈妈们兜揣铅笔橡皮，手拿小板凳，三三两两上课而来。有人晚饭没吃好，洗根萝卜边走边咬。有的人家小孩没人带，只好也跟着妈妈去扫盲班，因而正式上课前的扫盲班里，姑嫂妯娌打招呼的，小孩哭闹要睡觉的，拉桌子放板凳还有吃饱打嗝嗳气说身上疼的，好喧闹的样子。

会计示安多次，总算没人叽喳。别看这些一肩能挑上百斤的担子，吼起号子不亚于男劳力的村妇们，此刻手握之笔恰如铁棍似的，任凭会计“横平竖直”、“轻钩细捺”地重复无数遍，但这班妈妈们手中的笔就是没有平时的大锹扁担好使唤，纵然笔尖划破了纸张，那“横”就是垂着的“眉”，那“竖”就像斜插的棍。几番练习下来终不合会计的意，妈妈们有的汗水直淌，有的急得要折笔，一脸的焦灼与无奈。老是写不起来的把一教就会的佩服得是五体投地，作业组长红珍大妈冲着翠芳婶子高喊，翠芳，你好好认，好好写，以后记工员给你当。话音落地，笑声响起。

我的妈妈自然也成了扫盲班学生。一天的活计干下来，本该休息的时间却在学堂认字写字，妈妈依然那么的认真专注，但是和众多的妈妈们一样，一个个偏旁部首写得失之规范。看看黑板上会计写的示范板书，看看自已的作业，妈妈嫌自已写得不好，用擦字橡皮一个劲地擦掉，一遍又一遍地练习，练习簿被擦得大洞挨小洞。

连续学了十几天的偏旁部首后，会计开始教妈妈们写方块文字，但练习簿换成田字格，要求将字写在田字格里，不得出格。这下可又一次难坏了妈妈们，开玩笑的，发牢骚的，说是会计有意为难她们。我的妈妈姓葛，这葛字多达12画，让她把自已的姓氏写在没蚕豆大的田字格中，简直比让她挑一天的重担还吃劲，任凭使劲握笔，手心出汗，妈妈还是把个葛字写得老大，无法规束在格子里。而姓名三个字，首字为难受卡，后面两个字自然要“等着”。望着我那急出眼泪的妈妈，会计也是苦笑着双手一摊无计可施。

不过扫盲班还是办出了效果。就说我妈妈吧，认得的字比会写的字多得多，家里人的名字都能认得，尤其是每当做海员的弟弟给她来信了，妈妈能认出信首“姐姐你好”四个字来，当然念罢泪水己在眼眶里打旋。最可喜的是妈妈还是能够写出自己的姓名，当然不是在田字格里。一天，我从包中拿出一张白纸，问妈妈还能不能写出自己的名字，妈妈说能。但见妈妈端坐桌边，极其认真而缓慢地写下“葛红兰”三个字，用时至少五分钟，且那个“葛”字稀松疏落，占了足足半张纸。那一刻，妈妈笑了，我把她紧紧搂住，一股无以名状的泪水奔涌而下，打湿了妈妈的衣襟。

故乡那个当年妈妈们上扫盲班的老仓库早已拆了，庄子上再也不用办扫盲班。因为镇村都有了中小学，所有的爸爸妈妈都把他们的孩子们在可以读书的年龄段上送进了学校，庄子上出了不少大学本科生，还有研究生哩！